西夏所铸元德年号钱，有二等币值，形制上有小平、折二之分，钱文上则有“通宝、重宝”之别；所见所闻及谱录中所载，钱文均为汉文直读，未有超其右者。然小平钱中尚有大样一种存世，其钱文旋读，书体近于行楷，文字隐起；版式大异于诸谱所载，当为另类别品，值得探讨。从实物上看，这枚超乎想象之神物，经泉界众多名家上手推敲，认为确系真品勿庸置疑。重要的是这枚从未见过的珍贵钱币，是否有例证来说明它存在的合理性。
西夏汉文元德钱的正式铸行，主要是崇宗亲政后改变了国策，使西夏与宋朝罢战日久，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宋朝又重新恢复“岁赐”和开放榷场，使西夏社会经济有了快速发展。此时，有识之士曾提出“富国之方，无非食货”的建议；而一贯坚持提倡汉学的崇宗，极有可能就此汲取北宋币制的优越性特点，采用汉文开铸了元德年号钱。其钱文楷书直读，“通宝”为小平，钱径一般为24毫米左右；“重宝”为折二大钱，直径一般在29毫米左右。惟两者铸量甚少。谱录中所载的元德年号钱，有小平、折二两种。小平钱书体有隶、楷之分；隶书小平旧谱曾列为无考品，今根据出土地域情况，已定为西夏所铸，其存世亦少，偶有所见。楷书小平则有大小样和大字版之别，其无论何品种，均极为稀罕，“重宝”折二钱亦有大小样两种，且钱文版式不同，大样者多被认为是折三钱，殊为珍贵。楷书小平与“重宝”大钱，昔被列为古泉五十名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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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报道资料上看，西夏汉文钱似以惠宗李秉常所铸的“大安通宝”钱为早，该钱于1981年在内蒙古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窖藏钱中首次发现，曾引起钱币界关注。根据实物分析研究，多认为这枚大安钱是参照唐开元或北宋太平钱改范所为；其钱文为真、隶两种书体，背穿上隐见月纹，且形制与西夏铸钱风范有所不类。因该钱时为孤品，故一时无法定论，不置可否。据说起因可能在于清人孟麟《泉布统志》所载，书中有一枚传世品，被列为西夏铸钱；由于此书谬误太多，后人多不信其真。
如依据客观事实而言，内蒙古林西出土的这枚汉文大安钱，极有可能只是试铸而已，故存世极少。是时所流通的货币，应为大量的宋钱和少数辽钱及西夏文钱，除了量能关系外，当时的社会形态也起到决定作用。按说大安年间梁太后把持朝政，恢复蕃礼；囚禁惠宗，数次侵宋，惠宗复位后虽下令以汉礼更换蕃礼，但梁氏母党势力仍强，不可能铸汉文年号钱。只有在梁太后死后，皇族势力占上风时，才有可能铸造；几个月后，惠宗改元，不久即亡。故汉文大安钱，因属草创阶段所铸，才有用唐、宋旧钱改范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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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推理，铸钱乃国家正典，景宗元昊称帝建号后本应铸钱以示正统，但却从未见闻过实物。从钱谱所载和出土实物上看，目前西夏铸币中早的钱，当属毅宗李谅祚所铸的西夏文“福圣宝钱”。虽说毅宗酷嗜爱好汉文化，亲政后即时下令停用蕃礼，并改回汉姓，但铸钱仍采用西夏文。所以，判断一枚钱的归属，尤其是对于创见品的定论，应结合实物本身状况，再从其历史根源及当时的社会背景上去分析研究，这才是较为严谨的科学方法，而不能一概而论。
嘉德秋拍古钱币专场中的这枚“元德通宝”旋读大样钱，直径24.8毫米，重5.4克；堪称前所未闻的谱外之物，方家见之无不惊心动魄。其早年出土于陕北横山一带，曾辗转流传于市，因索价甚高，一时难得归属；数年后是钱终为识家追回入藏，视同拱璧，被业内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