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以降，即使中国海商赴日之船，亦少见附载铜钱为货者。如万历三十七年，海尚陈振宇、陈德运赴日本坊津澳的货物为缎、绫、青绸、光素、素绫、丝绸、绸帽料、素绸、蓝绸以及大量天鹅绒、湖丝、毛毡、扣线等纺织物和纺织原料［］。又如明末崇祯十四年六至七月，郑芝龙有三艘商船先后到达日本长崎港，共载白生丝二万五千七百斤，黄生丝一万五千五百五十斤，各种纺织品十四万另七百六十尺。三船皆未运贩铜钱。
其中七月四日抵达长崎的第三艘船所载货物总计白生丝一万四千斤、黄生丝一万三千五百斤，红绸一万匹，白麻布二千匹，白绸四千三百匹，缎二千七百匹，生麻布一千五百匹，天鹅绒四百七十五匹，白纱绫二万一千三百匹，绢丝二百五十斤，素绸四十匹［］此时，日本自铸钱数量增加较快，铸钱技术亦已娴熟，在其流通界完全取代中国铜钱之大势已十分明显，中国铜钱东流日本之历史遂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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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日本已有向中国求取铜钱供其国用实有损国体的看法。１３３４年，日本后醍醐天皇就曾于建元元年（相当于元朝元统二年）筹划自铸铜钱。事虽未就，但反映了日本统治层中确已出现摆脱依籍中国铜钱流通局面的意向。明中后期，日本通货之需求又受制于中国朝廷的铜钱外流统制政策，隆庆以降，又因海上贸易形势的新发展而使中国铜钱经商人之手输入日本的数量不断减缩，终使日本当权阶层进一步倾向于自铸铜钱以取代对中国钱币的依赖。
１５９０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相当于明万历十八年），着手于实行先取朝鲜后侵中国的扩张计划，以取代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地位。１５９２年（明万历二十年），终于爆发了中国援朝对日之战，日本自铸钱币之事遂成迫切之务。１５９６年，日本后阳成天皇庆长元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在丰臣秀吉主持下，日本开铸庆长通宝钱，正式开始了日本第二次自铸铜钱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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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日仿制的中国永乐通宝铜钱
在日本开铸庆长通宝钱之前，日本自室町中叶已开始仿中国洪武通宝钱铸宝钱，钱皆铸有记地文字，有背文作"加"、"治"、"木"三种，日本《东亚钱志》记其铸地为岛津氏领内加治木，用作对外贸易，俗称"加治木钱"。永乐通宝钱大量流入日本后，日本又仿铸之，对永乐通宝的仿铸量大大超过"加治木钱"，日本考古资料为此提供了实证。
如宫崎县臼杵郡曾出土古钱７７１９枚，其中有洪武钱２７３枚，日本仿铸洪武钱１２３枚；永乐钱２００枚，日本仿铸永乐钱２５９２枚，越南仿铸永乐钱３枚［］。由于都是为填补当时日本流通中所依赖的中国铜钱的不足而仿造之明代年号钱，所以不是日本第二次自铸钱币的正式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