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钩起源于西周时期，战国到秦汉时期被广泛的使用，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尽管带钩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但是到了清代带钩已经不再是实用器，而是更多的转向把玩件、观赏物。带钩的材质有很多种，青铜的、玉的、金的、铁的、水晶的、骨头的、象牙的等等，目前市场上的带钩既有战汉时期的，也有元明清时期的，其中明清时期的带钩主要以玉质多见，而且玉带钩的价格在近几年的拍卖会上一路上涨。有资料显示：2001年12月，上海翰海拍卖会上，一组五件清代白玉龙首带钩拍出166万元。到了2003年，仍旧是上海翰海拍卖会，一件估价70000元的明代玉羊首带钩以169万元成交。在国外，一件战国白玉带钩曾拍出150万元的高价。而在2008年11月，一件中国西汉时期的黄玉带钩曾以82.525万英镑的高价，在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进行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上创造了当时世界玉器拍卖价格的高纪录。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玉的民族，拥有是世界上的玉文化。自古以来，人们视玉为吸天地之气，凝日月精华的圣物，是天人交流的媒介，是能为佩戴者带来吉祥如意，为其辟邪祛病，转运赐福之物;氏族部落出现后，远古人类产生了阶级意识，经过细心穿凿打磨过的美玉成为部落首领的专属，也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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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人信仰中，图腾是他们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标志和象征。先民们在玉石上雕琢出鸟兽植物等各种图案，穿挂佩戴，以求得到祖先、神明的保护和赐福，甚至保佑他们直至死后的世界。现今出土的历代墓穴随葬品中，均能找到大量精美的玉饰、玉器，说明人们对玉的崇拜已经贯穿整个生命周期，从生到死，随死及生。
直至两汉时期，玉器纹饰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现了系统的装饰纹和主题纹。许多玉器的纹饰延续了战国玉器的纹饰风格，动物纹样、云水纹样有了较特殊的使用。常见汉代装饰纹有谷纹、蒲纹、柿蒂纹、云纹、涡纹、龙纹、螭纹、鸟纹和兽面效、绳纹、网格纹等;主题纹一般以龙、凤、麒麟、夔等神兽为主，龙凤呈祥、夔龙拱璧、麒麟吐书的主题经久不衰。在香火鼎盛的唐中期，佛教形象常常出现在玉雕主题中，虽然当时中原地区还没有传入翡翠，主要是一些本地出产的玉石，佛像、观音这些主题还是得以很好的传承至今。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思想的禁锢，清代翡翠雕刻主题基本上还是宣扬神之美，而没有创新，加之翡翠的稀有性，清代翡翠几乎成了皇室、贵族的专属，打上了深深的阶级烙印。玉器饰品多描述升官发财的内容，如连中三元、五子登科、官上加官等都是当时流行一时的雕刻主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文化得以进入中原地区，与传统文化水融。翡翠雕刻在保留了传统风格和题材的基础上，融入了许多西方文化内涵的雕刻内容。由于这些元素主题注重写实、自然，个性张扬而不失理性，故而成为令人耳目一新的选择。而翡翠在人们生活中也出现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繁荣景象。翡翠不再仅是皇室贵族地位、权势的象征，而是回归原始的信仰与美感，代表了大众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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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翡翠珍玩在国内外拍卖市场上甚受追捧,形成稳定增长的格局.尤其是清代宫廷制翡翠器物更是屡屡创出天价.在古玩文化艺术品交易2012秋季拍卖会中,一件清乾隆御制翡翠雕辟邪水丞以4945万元成交,为清代翡翠摆件树立新的价值标杆。
辟邪溯源：这件汉代玉辟邪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其包浆莹润，曾经深沁熟盘，辟邪的胸前刻有御制诗。其下配有双层紫檀木座，上层刻有“乾隆御玩”字样，下层刻有与辟邪胸前相同的御制诗，可见其曾为乾隆皇帝的心爱收藏。另一件汉代玉辟邪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其上阴刻“乙巳年乾隆御题”诗。在欣赏与赞美古物的同时，乾隆皇帝也命工匠参照汉魏及南北朝时辟邪神兽的形象制作新的“仿古”器物。
辟邪断代：关于这件辟邪的断代，除了造型和工艺特征外，辟邪腹部落有阴刻“乾隆年制”四字篆书款，其字体样式与多件公私收藏中的乾隆本朝玉器及料器的款识相一致，是当时宫廷造办处的官制款识。由于这种款识较一般的楷书款需要更为娴熟的技艺和书法修养，并非一般玉工所能雕刻，因此据当时宫中档案记载，此类篆书款均为皇帝亲自下令交由宫廷造办处“玉作”中特定的几个工匠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