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貌面文旋读，直径为2.3厘米，重约3克，制作粗陋，铜色昏浊，隶书“大历元宝”四字旋读，书体朴实有力，有大小两种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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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可能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安西都护府为抗击吐蕃、坚守西域而于大历、建中年间即766年—783年在库车地区铸造的。文献中虽没有发现关于安西都护府当时铸钱的具体记载，但据敦煌出土的p2942号文书《唐永泰元年(765年)—大历元年(766年)河西巡抚使判集》第153—157行“瓜州尚长史采矿铸钱置作”条记载，我们发现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在唐代宗永泰、大历年间为筹集饷糈，曾“采矿铸钱置作”，后因“数年兴作，量殚力尽，万无一成”而停罢。虽然铸钱具体内容不详，但却告诉我们当时断绝援助的唐朝守军有自行铸钱的先例。特别是联系当时西域形势，并结合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的出土发现情况及其自身铸造上的一些特点，我们仍能发现许多线索可以证明上述观点。
首先，河西、陇右失陷后，西域守军失去了后勤供应基地，亦断绝了关内援助。建中四年(783年)为平泾原兵变，德宗还曾一度想将安西、北庭割让给吐蕃(28)。此种形势下，郭昕、李元忠为稳定守军，安抚百姓，只有在当地铸钱以筹军饷。大历元宝、建中通宝等钱币历年出土完全集中于库车地区就说明了这一点，北庭附近的奇台及地处“回鹘道”交通线上的和林格尔古城和米努辛斯克的发现则反映了当时河陇不通，西域守军只有绕道回鹘和中原地区联系这一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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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库车北山盛产铜矿、铁矿，“质颇佳”(29)，当地至今尚保留有铜厂及铜厂河等名称，开采历史可以上溯到战国，据《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记载，汉代即“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说明当时已有很高的冶铸技术。同时龟兹还是汉二体钱之后直到唐代，西域地区自铸货币的地区。公元五至七世纪古龟兹国曾仿内地采用浇铸法铸造了五铢钱，近年考古发现的众多龟兹五铢钱及钱范，证明当时龟兹地区已有很高的铸钱技术，这为安西都护府在当地铸钱提供了物质及技术条件。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当时唐朝西域守军在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的率领下，为了筹集军饷，坚守西域；同时也表达他们忠于大唐，抗击吐蕃的决心，遂奉唐正朔，采用当时正使用的唐代宗年号“大历”，仿照开元通宝钱的式样铸造了“大历元宝”，这就解释了郭昕等安西将士为何当时不就便采用早已习用的货币如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钱币的式样来铸造货币，而是要新铸一种新钱并改变以往的命名惯例，创立一种新的钱币命名体例，即以年号来记名的原因。
到建中二年(781年)安西守军经“回鹘道”和唐中央取得联系后才知道大历十四年后德宗继位，已改元“建中”，遂又铸造了“建中通宝”(通古斯巴什古城出土的“李明借粮残契”纪年为大历十五年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时间较短，建中通宝铸造数量比大历元宝要少，同时因形势所迫，建中通宝铸造的比大历元宝更为粗劣。这和出土发现情况完全相符，是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