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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官字款瓷器市场价值想收购-现金收购

  • 发布时间:2017-10-21 15: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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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年代,早者为晚唐时期,以浙江临安唐昭宗光化三年(900)钱宽墓和约葬于唐昭宗天夏元年(901)的水邱氏墓出土的为代表;晚者,学术界意见不一,有的认为“约在赵宋建国前的辽代初年”,有的则认为可到北宋后期。目前所见其出土单位有明确纪年的,以辽宁朝阳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为晚。窑址发掘出土的,以1985—1987年河北曲阳定窑遗址发现的为晚,均出土于该遗址的早期文化层中,其“年代不晚于北宋初年”。对于已知的非纪年单位、窑址地层出土和传世的资料,我们参照纪年单位出土的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粗略的排比,发现晚者为北宋早期,即太祖至真宗时期(960——1022)。由上述可见,“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具体年代为唐代晚期至北宋早期。

    目前发现或可确定烧制“官”、“新官”字款瓷器的窑有:河北定窑、上海耀州窑、浙江越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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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窑遗址共发现“官”、“新官”字款瓷器17件,均为白釉瓷器。其历年来调查采集2件,皆为“官”字款;1985——1987年发掘出土15件,其中“官”字款14件、“新官”字款1件。窑址以外出土或发现的“官”、“新官”字款白釉瓷器的数量较多,据谢明良先生1987年统计,至少有149件,加上1985年上海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1988年发表)的16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1993年发表)的1件、1994年河北曲阳五代墓出土的1件、1995年河北定州尧方头出土的2件等,至少有169件了。这些瓷器虽不能肯定全部是定窑所烧造,但绝大部分为定窑所生产应是没有问题的。

    耀州窑遗址发现“官”字款瓷器14件,1984——1992年发掘出土12件,采集2件,均为青釉瓷器,是五代时期所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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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窑遗址发现“官”字款青釉瓷器2件,均为考古调查时采集,一件器型是盘,年代为五代时期;另一件是盏,年代为北宋早期偏晚。此外,1970年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双系瓶、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墓出土的1件越窑青瓷花口盘,分别在肩部、底外侧刻、划“官”字款。

    “官”、“新官”字款中的“官”字,不是“官窑”之义。关于什么是官窑?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认识。我觉得还是用当时人的说法来理解为妥。南宋叶置《坦斋笔衡》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从这段记载可以窥见,宋代官窑是朝廷直接管理,产品专供宫廷使用。很显然,“官”、“新官”字款瓷器和烧造它们的瓷窑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官”字也不可能是“官窑”的意思。其理由如下。

    首先,烧造“官”、“新官”字款瓷器的定窑、耀州窑、越窑,古代文献中或多或少都有记载,但未见朝廷派官直接管理主持烧造事亦的内容。仅见定窑、五代后周时曾派冯翱“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越窑北宋初年曾有赵仁济充“殿前承旨监越州瓷窑务”之事。前者显然是只负责征收定窑的商税,后者也不过是官府派往越州督办宫廷所需越窑瓷器的官,也非直接管理越窑的生产。再有,在当时和稍后的文献中也没有说它们是“官窑”,而且从记载的内容和相关资料中也看不出来是官窑的意思,反而在有的文献记载中倒可以推断出有的窑不是官窑。前文所引南宋叶置《坦斋笔蘅》中的那段记载,是将定州白瓷器(定窑)、汝州青窑器(汝窑)和京师自置的官窑并列。从这种行文方式中可以明显看出,定窑、汝窑都不是官窑。如它们是官窑,行文的方式将是另外的一种样子了。那么北宋时期宫廷所用的定窑瓷器和汝窑瓷器是怎么来的呢?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二《河北道》记载,定州贡瓷器,由此可知,定窑瓷器是通过地方土贡的方式获得的。从《坦斋笔衡》中的“命汝州造青窑器”一语观之,汝窑瓷器是通过上面派烧的方式获取的。这正反映了在官窑之前宫廷用瓷来源的二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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