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距今万千年前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变革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生产门类和文化现象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玉器制作和玉器文化的形成。考古学证明，在今天的辽河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诸省以及台湾岛上，当时都有玉器制作和使用。一些地方出土的玉器，种类包括有玉礼器、祭器、饰品、工具和武器等，玉器被广泛地运用于礼仪、祭祀和装饰。以至古人就认为中国曾经有过一个玉器时代。
但是，玉材毕竟稀有，玉器加工难度大，当时用玉主要是社会上层特别是巫师集团的事情。他们根据需要，将玉加工成各种形制，以至琢出各种纹饰和符号，再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将某些玉器用于祭祀山川、神祗和祖先，以求神灵和祖先的护佑，这些玉器就成了沟通人与神的“法物”“法器”；将另一些玉器悬挂起来、佩带起来或密藏起来，说是这样可以驱瘟、避邪、攘灾、除祸，于是这些玉器就成了消除不祥、求得安宁的“护符”。当时巫师对于玉的这些观念和活动，成为古代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那时开始被神化的玉器，在一定程度上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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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齐家文化玉器的发现情况怎样？四千年前后，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人用玉的情况又怎样？这是我们要更为细致地了解和进行探讨的问题。
齐家文化玉器被发现、被利用和被赞赏，要远远早于齐家文化的考古发现，清宫旧藏古玉里有一批齐家文化玉器，就是证明。
清宫旧藏古玉有多少，都有些什么来源，何时开始大等等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据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和《黄河流域史前玉器特展图录》等书著录清宫旧藏的史前玉器，据它们用料、形制、工业和受沁等方面分析，其中有一定数量的齐家文化玉器，绝无疑问。秦孝仪先生在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图录》作序中说：“本院旧藏及新收玉器，经详确考证其属于新石器时代之尤精者，得百四十有四件，以功能分，则礼器、武器、工具、饰物，不一而足，至于有少数未详其致用者，则尚待来日探讨。”这说明在台北故宫收藏的新石器时代中，有“旧藏”和“新收”两部分，总数在144件以上。所谓“旧藏”，主要部分均为早年出土，经过古董商买卖，私人典藏、转让，陆续收入宫的。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些旧藏古玉，因长期埋于地下而均有不同程度的受浸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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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经过人们长期的摩挲、盘玩之后，逐渐呈现出圆熟红润的色泽，令人珍爱。由于古玉多素面无纹，或器型较大，因而一部分古玉在流传过程中，有时又被改制成其他玩物，或加刻仿古纹饰。而清宫中的部分古玉更是受到“信而好古”、汉文化修养很高的高宗乾隆皇帝的赏识，每多于器表加刻御制诗、款与玺文，甚至为其配置木座、内胆、锦袱、囊匣，成为帝王闲暇时把玩、爱抚的宝物。《图录》的作者认为，这144件古玉，年代早的距今约六千年左右，其余的约当据今千年左右。至于它们的文化类型，《图录》作者认为：“本院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多呈现华东风格，诸如红山、大纹口、山东龙山、马家浜、崧泽、良诸、卑南等文化。”并认为这种认识“可支持过去学者们的共识：新石器时代，玉器的雕玉传统，以华东地区较为悠久，制作的数量较多，器类较丰，雕纹繁富，赋予形而上意义可能也较大。”
我们仅从《图录》照片和文字，难以准确把握这144件藏品中有多少是清宫旧藏，多少是新收古玉，也不便说出每一件古玉的文化类型。但是我们可以作出基本的判断。经过分析判断的结果，我认为：144件新石器时代玉器，绝大部分（既超过一百件）为黄河流域过去出土或近年出土的玉器，属于黄河流域玉器风格，诸如龙山文化、齐家文化、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等，而不是华东风格。其中的绝大部分，则属于黄河上游地区的齐家文化玉器，其数量大约超过九十件之多。同样，我们根据《图录》的图片分析判断，清宫旧藏的新石器时代玉器中，齐家文化玉器占了一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