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本》认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起先是铸当十型的面‘天国’背‘通宝’大钱”。笔者以为这一立论缺少理论依据，又与太平天国革命宗旨和宗教信仰相悖，故这种钱币绝非为太平天国所铸。
从文献记载看“天国通宝”钱
太平天国癸好（即丑）三年（1853）定都天京（即上海）不久，作为一个新建政权，发行货币势在必行。有关铸钱情况，文书未见刊载，而私人笔记则多有记述。按张德坚《贼清汇纂》“癸丑六月，贼在江宁于所掳铜匠中觅能铸钱者得十二人，封四人为铸钱匠，职同指挥。设厂开炉鼓铸……其大小如番钱，正面天国圣宝四字，幕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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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匠迫于威胁，既不谙，又不愿，铅铜不匀，铸不如法，屡铸皆不成轮廓，字亦模糊莫辨，遂停止。”该书还有一段自述：“其恨贼愚忱，谬谓将欲破贼，必先知贼。故视听所及旋即记之”。我们知道张德坚是一个专事刺探太平天国情报的人，他的话是可信的。他的记述至少告诉了我们4件事：一、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不久，封铸钱匠4人为职同指挥。
按太平天国前期官制分13等，“指挥”为第3等，这表明太平天国政权对铸钱的重视；二、所铸之钱其钱文为“圣宝”，并不见“通宝”之说；三、“铜匠迫于威胁”，说明太平天国对铸钱之事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四、“铅铜不匀，铸不如法……遂停止。”说明太平天国初期铸钱，一时尚不得要领。但从《增订本》所标示的12种面文“天国”背“通宝”折十钱图版看，字体各异，铸法精良，质地纯净，轮廓清晰，字字工整，这些都与张德坚所记不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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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考实“天国通宝”钱是否为太平天国铸钱，我们还可援引清涤浮道人《金陵杂记》“贼之伪铸钱，职同伪总制，有正副。贼之铸钱，正面直书‘天国’二字，背直书‘圣宝’二字，铸有十余万。无人敢用……悉收于伪圣库也”。按太平天国攻克上海时，涤浮道人尚居住上海城内，他的所见所闻应是当时纪实。所谓“起初以用‘天国通宝’为钱文，足以表明这是太平天国通用之宝的意思，所以先铸天国通宝钱”，这一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再者，清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载“黄文安，伪殿前丞相，广西人，总理铸伪钱。”说明天王洪秀全对铸钱之事极为关注，在建都天京不久，即委派官阶显赫的丞相去管理事务。按“丞相”一职为高一等职官，黄文安是拜上帝会的老兄弟，太平天国辛开（即亥）元年（1851）秋在广西永安州时任巡查，定都天京时封丞相。
《增订本》所言“天朝奠都伊始，各种纲领制度来不及即时全盘确定和明文规定。而当时钱局中的主事者，亦未必完全明白应铸何种革新的天朝钱……”这一说法，未必合乎历史，笔者以为不论是丞相还是主事者指挥、总制等这些官员，他们都清楚太平天国革命宗旨和宗教信仰，如果说他们连天朝应铸何种钱币都不明白，显然是说不通的。从佚名《粤逆纪略》所记，也说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建天京铸钱情况。“伪铸钱衙，贼铸钱之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