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初年朝廷铸钱并不多，约两万锭，万历十三年（1585年）增为十五万锭，万历二十年（1592年）为九万锭。当时全国铸炉60余座，潞安府是其中较大的两座，平均一年为朝廷铸币近万锭，两座铸钱局需招铸币匠人约三四千名，由此给地方带来丰厚经济利润的同时，也出现了货币私铸取利的现象。万历四十年（1612年）潞安知府在其编纂的《潞安府志》中这样写道：“万历初，遵例鼓铸制钱，一时铜价腾跃数倍，而监造官与匠役减去铜料，杂以铅锡，愚民见利争趋，日有私铸，虽论死不止。而制钱堆积不能行。”
万历通宝楷书小平光背3元神宗万历四年。版别繁多，以小平多见，平钱除光背外，穿上有：星、月、工、公、正、天。穿右厘，合背等。径2.4--2.5厘米，重3.4--4克，折二径2.8--2.9厘米，矿银小钱径1.9厘米，背五钱径3.5厘米，特大钱径8.8厘米，传世属小平钱丰，面文除规整楷书者，尚有少数“历”，历下长日宽日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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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古币，恐怕许多人都会联想到中国古代社会用于市场交易而铸造的铜钱。在收藏品市场上，铜钱不仅充当着不同朝代商品流通的媒介工具，而且还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不同社会的历史形态，这种价值是其它收藏品难以比拟的，也具有明显的朝代更迭印记。明朝万历年间，在仿制嘉靖钱制的基础上，铸造了许多万历通宝。这些万历通宝不仅在价值上有着贵贱不一的度量模式，而且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不同百姓的生活风貌。在今天看来，这些万历通宝的货币价值已经不复存在，但其收藏价值却依然居高不下。
万历（1573—1620）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长的年号。万历前期，张居正主导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外军事也接连获胜，朝廷呈现中兴气象，史称“万历中兴”。但在后期，由于张居正的去世，万历帝开始逐渐怠政，并创下30年不上朝的“历史记录”。加之明朝政府相继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发动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史称“万历三大征”。《明史》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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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但发展较为缓慢，原因是明朝政府的重本抑末、苛捐杂税、闭关海禁以及矿禁等。早在洪武年间就实行矿禁，成化年间因财政告罄，曾短暂开禁，民间也偶有私自开采情况发生。矿禁的实行不仅是对自然资源的一种保护，更是农耕国家的策略之一。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开矿和商业一样都会干扰这个国本，由于利润的刺激，大量的劳动力会蜂拥于此，官营的开矿甚至会刺激大量民营开矿的兴起，让统治者不安的就是聚集起来的矿工，将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例如成化年间的矿工首领叶宗留起义。
此次鉴定专家们所要亮出来的收藏品是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铜币——背面镌刻着北关夜市图的货币单品。该货币收藏于上海古玩拍卖有限公司径9.7cm厚0.4cm重量为360g，比一般的万历通宝要大出好几倍。一般来说，万历通宝的正面图案比较类似，而背面没有图案的居多。
这款万历通宝在外形上就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它不仅是通行于万历年间十分稀有的货币，而且形态逼真，人物分明，用较为清晰的铸造工艺向大家展示出了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面貌，表明当时社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文化发达，一片繁荣，也具有很大的艺术观赏价值。该藏品为传世精品，轮廓较大，锈色自然、质地细腻，是铸造的真品。万历皇帝也想告诉世人，眼下的国家正处于太平盛世，人民安居乐业，店里店外，熙熙攘攘，生意火热，皇恩浩荡。这种借助艺术画面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现象，在各大朝代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因而也成为古钱中的精品，具有难以估量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