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文人画必须具有还原性，要能够透过所绘，察觉出丰富的讯息，还原出当时当地画者的社会经历、生存处境以及思想历程。绝非任何一幅文人的丹青，都叫文人画；而即便是同一位文人名仕所出，也并非每一幅都堪称文人画。思想性，这才是文人画真正价值所在。
于是，当今许多玉雕与花鸟虫鱼、亭台楼阁、深山远涧的结合，怕是要排除在文人画对玉雕的加持效果之外了。而庞然的玉雕则不然，在承继了苏州工的细腻技法之后，庞然在玉石雕刻中，迸发了大智大勇，他对文人画的借用，并非撷取一二元素，而是整搬，而且倚仗技艺，摸索出了一套能尽量还原出水墨皴擦、泼墨等视觉效果的刀法。这种智谋与举动，于当代玉雕界，尚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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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玉牌《桐荫清梦图》，便是将唐寅的同名立轴，整幅刻在了墨玉牌上。全图以人入画，自喻之意不言自明。只见一位半老儒生，悠闲闭目，坐于斜洒而下之梧桐覆荫之处，周围紫苔蔓延，一派幽居林下、不问世事之姿。而将玉雕《桐荫清梦图》与唐寅原作，仔细对比，不难发现，无论是构图、人物情态，还是诗文题跋中的笔意，庞然都还原得非常到位，几乎是复刻的版画。尤其梧桐叶脉如骨、叶片如墨般的处理，将唐寅萧索之后又傲然出离的潇洒心境，观照而出，忠实于原作，十分妥帖出彩。
类似于此种看似随性的或点、或凿、或皴擦的大胆刻技，亦常见于庞然的其他文人画玉雕之上。譬如玉牌《芭蕉仕女图》。不远处小桥、流水、美人，温婉恬静，近景芭蕉，挺括而刚强。倘若仅是如此，也还罢了，惟以庞然特殊刀法，添上一块皱、漏、瘦、透的太湖石，不仅是全图中浓墨重彩、神来之处，兼且将远近透视，立刻分野，使人视点聚焦于此，再难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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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种大胆而为的刀笔，运行到巅峰，那满溢的手感与灵犀，便迫使庞然将徐渭的代表作《墨葡萄图》，创作而出。原图中，萧萧而下的野葡藤，可谓将徐渭一生之潦倒境遇、磅礴性情、泼墨技法与主战思想，彻底曝露。细观庞然的复刻版，不仅将原作中的遒劲笔意、葡藤磅礴而下之态、以及乱中有序之结构，还原而出，甚至还将玉面特别处理出一种随意、粗糙的质感，比原作中的泼墨更为“泼墨”。
此种创作，比之自古而今玉雕中小心翼翼、如工笔般雕刻的梅、兰、菊、竹等物，不知要高明出多少——胆气、技法、思想兼而有之。若说“董其昌破坏了墨法”，“徐渭破坏了笔法”，那么现在似乎要加上一句：庞然破坏了刀法。然此三者，均是破而立之。
从“子冈牌”问世以来，书画与玉雕的缘分就代有传人，但是流于程式化的山水牌、花鸟牌与书画原作的品质与气息越离越远。庞然以刀为笔，直抒胸臆，繁简得当，虚实自由的创作风格，游走于工笔、大写意和兼工带写的画作之间，才会使得方寸之间的小小玉牌元气充沛地成长为一件件“庞然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