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晚期玉器以上海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土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六十四个妃子之一，深受武丁宠信，她的名字在甲骨文中出现多达170次。武丁在位59年，南征北战，纵横天下，妇好经常助夫出征，据甲骨文记载，武丁伐羌时，妇好曾率军一万三千人助战，她甚至远征西北土方国。由于武王的宠爱，在妇好去世后，武王将大量的玉器作为财富为妇好陪葬。这为商人把玉器作为珍贵财富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好的佐证。
夏代人们已开始使用少量的青铜工具制玉，随着商代青铜冶炼技术的提高，玉工们大量使用青铜工具，使得制玉技术出现了质的进步，效率也大大提高。此时的玉工已能熟练地将线刻、浮雕、圆雕、透雕融合在一起，大大增加了视觉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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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个时期的玉器造型也极大地丰富起来，出现了仿青铜器的玉簋、琮、璋、璧、圭、璜等礼器；仪仗用的戈、矛、戚、刀等；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凤、虎、熊、鹰、鱼、龟、鳖、鹦鹉等动物件，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都一一能够辨清。“其中很多都是前所未见的新器型，值得一提的是玉韘，它的用途是拉弓射箭时保护手指的勾弦器，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的韘形佩、汉代的心形佩、清代的扳指的前身。”
玉琮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器之一，其基本形制呈方柱体，当中是上下相通的圆筒状。玉琮流行于约五千年前的苏南、浙北、苏北、上海等地的良渚文化中，是一种极富地方色彩的玉器。在新石器时代，除良渚文化外，安徽薛家岗文化、山东、河北、山西的龙山文化、广东的石峡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发现，其形制、纹饰与良渚文化玉琮相似。早期的琮多为素面不分节的矮体方柱式，以后逐渐向高体演变，还在器物的外表上开出竖槽，在转角处分出节数，节数由一节向多节发展。然后以每一节的转角为中心，在其两侧刻画出细微繁复的纹饰。早期纹饰多为兽面纹，中期为神人兽面复合纹组成的“神徽”，晚期简化为人面纹。良渚文化玉琮以后又向其他地方扩散。过去在全国许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址和墓葬中都曾发现有良渚式的玉琮。到商周时期玉琮走向衰微，形制多变为素面矮体，制作也简单粗糙，至东周时玉琮少见，秦汉以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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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玉琮的用途，在记载商周祭祀活动的《周礼·春官·大宗伯》一书中写道：“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并解释为：“琮八方象地者，天圆以对地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这段记载明确地阐述了玉琮的象征意义。目前，考古学者和历史研究者都一致认为玉琮是原始社会时期人们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礼器，玉琮的外形体现了远古人类“天圆地方”、“四面八方”的宇宙观；玉琮上的神徽折射出了良渚先民信奉天神等三位一体，“天人合一”的宗教信仰。古人认为“天大于地”，玉琮的上部代表天，下部代表地，所以玉琮的形体在良渚晚期变成上大下小的造型，玉琮中间上下相通的圆孔，有“贯通天地”的深刻含义。玉琮既是原始宗教活动过程中沟通天、地、祖先的巫术法器，又是国家观念的表现物体，是社会“政教合一”体制的体现。掌握神权的巫师实际也就是氏族的大首领，玉琮的拥有者实际上就是当时社会神权与王权集于一体的人物。
十节玉琮呈翠绿色，质地晶莹剔透，表面打磨平滑光润，器物制作十分规整，整器内外抛光。器表有因钙流失而形成的大片白化现象，白化的纹理多沿玉石矿料原有自然裂纹扩散。器表还有条状的浅黑色沁斑和灰黑色颗粒状沁斑，并残存有少量的铜锈，推测该玉琮出土前可能和铜器埋藏在一起。这件玉琮高22厘米，为长方柱体，外方内圆，上大下小，中间贯穿一孔。在方柱形的琮壁四面中间都开有竖槽，将琮体的每面分为左右两部分，使器身角部形成凸面，又有9条细小的横槽将器身分为10节，全器共呈现出40个人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