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唐朝吴融《古砚瓦赋》中描述的：“无谓乎柔而无刚，土埏而为瓦；勿谓乎废而不用，瓦断而为砚。”还有一说：“砚瓦者，唐人语也，非谓以瓦为砚，盖砚之中必隆起如瓦状，以不留墨为贵。”
唐朝韩愈作《毛颖传》，称砚为“陶泓”，指的是砖瓦砚。唐宋时，尽管著名的端石、歙石、红丝石以及洮石等相继出现，用这些石料做成的砚开始流行，但砚石开采、制作仍受种种条件限制。瓷陶砚便于生产，所以瓷陶砚在当时仍多于石砚。在称呼的习惯上，也总是把砚和陶瓦联系起来。
此外，另有文献记载，唐朝文嵩以砚拟人，作《即墨侯石虚中传》，称砚姓石，名虚中，字居默，封“即墨侯”。从此人们便称砚为即墨侯。该称谓一直延续到宋朝，如王迈的除夜洗砚诗云：“多谢吾家即墨侯，朝濡暮染富春秋。”
直到宋朝文人苏轼为产于婺源龙尾山的“罗文砚”(歙砚的一个品种)写了一篇传记《万石君罗文传》，称“中书舍人罗文，久典书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门三百户封文号‘万石君’，世世勿絶。”从此，“万石君”的名字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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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环境上带动了文房类藏品的升温。文房类藏品的突出特点就是“流传有序”，特别是曾经在拍卖中“露过脸”的精品。“艺术收藏品不断升温，但是文房类藏品所蕴含的文化品位、传统精神以及精美工艺，无一不是吸引藏家的魅力所在。
据太平洋拍卖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古代流传至今的名砚，现已极为罕见，因此虽然传统砚台的拍卖从未间断过，但参拍分量并未有十分明显的增长。目前，传统砚台的收藏与投资市场仍以内地为主，古玩文化艺术品交易和深圳朵云轩及天津文物三家拍卖公司占有古砚藏品拍卖78%的市场份额。参拍藏品件数不多、精品汇集及成交价稳步上升是名砚拍卖市场的显著特点。
如2001年古玩文化艺术品交易拍卖的一件唐云先生新刻书画的“宋老坑端砚”成交价是8万元；古玩文化艺术品交易一件清初端石“井田砚”以12万元被买走；2002年古玩文化艺术品交易以5万元的价格拍掉一方清康熙菠萝纹砚；一方“纪晓岚铭”清端石日月长方砚的市场估价达7万至10万元。2004年古玩文化艺术品交易迎春拍卖会上，一方清康熙时期的绿端石夔龙纹砚估价为40万至60万元，结果被买家以176万元拍走，这些都佐证了名砚逐渐攀高的阶段性价格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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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历史的文化积淀，工艺讲究的笔墨纸砚，已成为投资商、收藏家难得的收藏品。但所谓的文房四宝只是文房用具中的一小部分，文房用具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和重视。在交易会上，很多四宝之外的文房用具所创造的交易价格，甚至超过了文房四宝的交易价格。
2007年“文房清玩—历代名砚专场”，成交率高达98%。深圳的“文房清韵——清代砚墨笔印专场”自清乾隆时期直至近代名家的砚、墨、笔、印文房类精品共111件，成交率高达89%，成交额1460.36万元，令人刮目。2005年，唐代王丘六足莲花奉双凤池砚在深圳交易出126.72万元。同年，清乾隆松花石雕灵芝纹砚以285.776万元成交，创出砚台交易的高价。
艺术收藏专家认为，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首，这些藏品的收藏不同于一般的古玩。这些物品不仅有着艺术内涵又兼具实用价值，并且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近年来出现的收藏热和民族文化不断推动，在大环境上带动了文房交易品的升温。未来上涨空间大，投资价值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