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海陵朱鹤年”、“泰州朱鹤年”款，据《辞海》记载，“海陵”，古县名，西汉时，治所在今江苏泰州市，明洪武初，废入泰州。南北朝时曾为海陵郡治所，五代南唐以后为泰州治所。朱祖年署名“海陵”，说明他是江苏泰州人，从而解决了画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籍贯问题。又如“野云”，寓意他的画，不规于古人畦径，而是像天空中飘荡的云彩，变幻莫测，具有多变和创意的艺术风格。此外，朱鹤年的作品，见于著录的还有嘉庆十二年（1807年）作《仿罗聘西河竹图》，十三年作《沧浪图》册页，以及《香山九老图》等，但均不见传世。2003年中央台《鉴宝》节目曾播出的一套朱鹤年12开《山水图册》，封面有清后期重臣、大理寺少卿、工部、刑部、礼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的题签“朱野云册”四字。是近来刚浮出水面、罕见的朱鹤年山水画精心之作。
嘉庆九年甲子（1804），画家朱鹤年根据罗聘摹本又临摹了一幅规格为37厘米×23.5厘米的《西河竹垞两先生像》。朱鹤年摹毕，在上面钤了“鹤拟陶诗屋”印，并题识：“此西河竹垞两先生像也，康熙壬午，西河年八十，竹垞年七十四，时竹垞寓杭之昭庆寺经房，西河招游湖心亭，竹垞携杖先行，其友人郑芷畦元庆同往绘此图。两峰山人（罗聘）为覃溪（翁方纲）先生摹藏苏斋，余仿而临之，嘉庆九年甲子仲冬朱鹤年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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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的展览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例如宋代马和之的《鹿鸣之什图》卷、赵孟坚的《行书自书诗》卷、元代赵孟頫的《浴马图》卷等二十余幅。北宋后期以后，随着政治的变革以及文人文化的兴起，文人书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画以适我意”、“聊以自娱”几乎成为了文人创作的一个宣言。尽管如此，为“应”而制作书画，极为普遍。
苏轼、黄庭坚、秦观就常常被索书索画。北宋末的笔记《春渚纪闻》中记载：“东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虚七丈每为人乞书，酒酣笔倦，坡则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则书禅句，秦七丈则书鬼诗。余家收山谷所书禅句三十余首，有云‘牵驴饮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对嘴’、‘予自钓鱼船上客，偶除须鬓着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来依旧宿芦花’。此二诗，人间计有数十百纸矣。”——苏轼为人画大同小异的“枯木竹石”、黄庭坚为人写同样的禅宗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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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画交易日益频繁的明清时期，文士更是为应酬所扰，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因此而抱怨。例如董其昌云：“惟应酬作答，皆率易苟完，此是病”。傅山甚至称：“凡字画、诗文，皆天机浩气所发。一犯酬措请祝，编派催勒，机气远矣。无机无气，死字、死画、死诗文也。徒苦人耳”。
明清是分野冲突更激烈，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书画史中那些为“应”而创作的作品呢？一般来说，在社会阶层的分野比较严格的宋元及之前，书画主要是文士、精英专擅的领域。那时虽然也因“应”而作，但主要使用、周转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社会阶层。为“应”而创作书画，由于受赠人和观众的艺术鉴赏力比较高，从而约束应对之作的品质保持在较高的水准之上。
在明清时期，社会阶层的分野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急剧发展和社会错位而变得模糊，上下文化之间的互动也因此变得频繁。在这种情况下，书画“表现自我”的功能与现实应酬发生了更为激烈的冲突。书画家应对众多收藏者索求而创作时，更增添了一些被动和无奈。但如果收藏者与书画家情趣相投，共尚风雅，也能激发出杰作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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