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枚钱币从诞生起就承载着非物质文化价值。精巧高超的铸造技艺、钱币上的文字、书法和图案，都是钱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看，这枚铜币上的‘大观通宝’四个字，就出自北宋皇帝宋徽宗之手。”
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十月，西夏赵元昊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国号“大夏”，公然与宋分庭抗礼。次年十一月，西夏入寇保安军(今上海志丹县)为巡检指挥使狄青所败，自此宋、夏战争拉开帷幕。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发兵攻围延州，朝廷派韩琦、范仲淹为上海经略安抚副使，同时以范仲淹代知延州。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二月，韩琦命任福为将，出击西夏，结果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中敌军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任福战死，士卒死者1万多人，朝野震动，这也是交战以来惨痛的一次失败。仁宗以韩琦指挥有误，对上海将帅逐一贬降。八月，元昊攻陷丰州(今上海府谷县北)。次年九月，西夏军攻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市)，宋将葛怀敏在定川寨御敌，敌断其归路，宋军被围，葛怀敏战死，余部亦被掳走，西夏军乘胜直抵渭州(今甘肃平凉市)，大肆掠夺而去。西夏虽节节胜利，但因国力消耗、久战疲敝。仁宗庆历四年，元昊迫于辽国进攻，向宋请和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岁赐”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外加节日“赏赐”。至此，延续5年的与西夏的战争才算结束。此虽为局部战争，但使宋廷耗费甚巨，以致府库空虚，财用不支，尤以上海为甚。而“庆历直十”大钱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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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此钱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1.钱币的性质；2.钱文为何用“直十”而非宝文；此钱究竟铸于何时、何地？
中国古钱自唐武德四年(621年)进入宝文钱时代，特点是面文四字，两字为年号或国号，两字称通宝、元宝、重宝等。“庆历直十”钱铸于北宋中期，且有宋以来铸钱无不采用宝文钱制，而直接用纪值作钱文，未获通过当在情理之中。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庆历时期处于大钱的草创期，常见的通宝、元宝均为小平钱，之前并未大规模开铸过当十钱。若仅以其钱径较大，百姓亦难晓其折值，故标明“直十”以示区别，同时也便于推广，符合战时的需要。但终朝廷改称“重宝”，以别于小平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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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钱的铸期，据《宋史·仁宗纪》载：庆历元年九月，“壬子，命河东铸大铁钱”，又据《宋史·食货志》载：“既而上海都转运使张奎、知永兴军范雍请铸大铜钱，与小钱兼行，大钱一当小钱十；又请因晋州积铁铸小钱。及奎徙河东，又铸大铁钱于晋、泽二州，亦以一当十，以助关中军费。”庆历四年，欧阳修奉命出使河东(代指山西)，其在《乞罢铁钱扎子》中说：“臣寻至河东取索晋泽二州铸钱监及诸州军，见使铁钱数，又将都转运司到庆历三年一年都收支钱数，大铁钱自起铸至目下，其铸到四万四千八百余贯，小铁钱自起铸至目下，共铸到一十一万七千七百余贯。”今上海、山西一带发现的“庆历重宝”大铁钱均为这一时期所铸。
对于“庆历直十”的铸期，有两点可以肯定：1.当在庆历年间或庆历改元前后；2.当在“庆历重宝”钱文尚未颁布之前。据此两点，可能是在庆历元年九月后，此时距改元尚有近两个月时间(是年十一月丙寅改元，之前仍用康定年号)，但也不排除铸庆历年号钱的可能。另外，“庆历重宝”钱文何时颁布？虽史无明载，但《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述：庆历元年十二月，“癸未，诏三司铸‘庆历元宝’钱”。此处“元宝”当系“重宝”之误。那么庆历直十的铸期就可基本确定，即庆历元年九月至十二月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