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鹤年的署款，共有五种不同的写法，即“野云朱鹤年”、“鹤年”、“朱鹤年”、“海陵朱鹤年”、“泰州朱鹤年”。其“鹤”字均用古写的“寉”，无“鸟”字旁，寓远走高飞之意。读者如遇有带“鸟”字旁的“鹤”字款，便可判断此画就有作伪之嫌。据笔者统计，朱鹤年共有十一方印章，即“鹤”、“年”连珠印、“野云”（三方）、“鹤”（二主）、“鹤年”、“白下复庵”、“钓鱼湾”、“朱鹤年”等。这些款、印，不仅说明该画为朱鹤年所作，而且是研究朱鹤年籍贯、艺术思想的手史料。
比如“海陵朱鹤年”、“泰州朱鹤年”款，据《辞海》记载，“海陵”，古县名，西汉时，治所在今江苏泰州市，明洪武初，废入泰州。南北朝时曾为海陵郡治所，五代南唐以后为泰州治所。朱祖年署名“海陵”，说明他是江苏泰州人，从而解决了画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籍贯问题。又如“野云”，寓意他的画，不规于古人畦径，而是像天空中飘荡的云彩，变幻莫测，具有多变和创意的艺术风格。此外，朱鹤年的作品，见于著录的还有嘉庆十二年（1807年）作《仿罗聘西河竹图》，十三年作《沧浪图》册页，以及《香山九老图》等，但均不见传世。2003年中央台《鉴宝》节目曾播出的一套朱鹤年12开《山水图册》，封面有清后期重臣、大理寺少卿、工部、刑部、礼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的题签“朱野云册”四字。是近来刚浮出水面、罕见的朱鹤年山水画精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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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九年甲子（1804），画家朱鹤年根据罗聘摹本又临摹了一幅规格为37厘米×23.5厘米的《西河竹垞两先生像》。朱鹤年摹毕，在上面钤了“鹤拟陶诗屋”印，并题识：“此西河竹垞两先生像也，康熙壬午，西河年八十，竹垞年七十四，时竹垞寓杭之昭庆寺经房，西河招游湖心亭，竹垞携杖先行，其友人郑芷畦元庆同往绘此图。两峰山人（罗聘）为覃溪（翁方纲）先生摹藏苏斋，余仿而临之，嘉庆九年甲子仲冬朱鹤年识。”
本期的展览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作品。例如宋代马和之的《鹿鸣之什图》卷、赵孟坚的《行书自书诗》卷、元代赵孟頫的《浴马图》卷等二十余幅。北宋后期以后，随着政治的变革以及文人文化的兴起，文人书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画以适我意”、“聊以自娱”几乎成为了文人创作的一个宣言。尽管如此，为“应”而制作书画，极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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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黄庭坚、秦观就常常被索书索画。北宋末的笔记《春渚纪闻》中记载：“东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虚七丈每为人乞书，酒酣笔倦，坡则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则书禅句，秦七丈则书鬼诗。余家收山谷所书禅句三十余首，有云‘牵驴饮江水，鼻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对嘴’、‘予自钓鱼船上客，偶除须鬓着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来依旧宿芦花’。此二诗，人间计有数十百纸矣。”——苏轼为人画大同小异的“枯木竹石”、黄庭坚为人写同样的禅宗诗句。
在书画交易日益频繁的明清时期，文士更是为应酬所扰，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因此而抱怨。例如董其昌云：“惟应酬作答，皆率易苟完，此是病”。傅山甚至称：“凡字画、诗文，皆天机浩气所发。一犯酬措请祝，编派催勒，机气远矣。无机无气，死字、死画、死诗文也。徒苦人耳”。
明清是分野冲突更激烈，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书画史中那些为“应”而创作的作品呢？一般来说，在社会阶层的分野比较严格的宋元及之前，书画主要是文士、精英专擅的领域。那时虽然也因“应”而作，但主要使用、周转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社会阶层。为“应”而创作书画，由于受赠人和观众的艺术鉴赏力比较高，从而约束应对之作的品质保持在较高的水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