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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平说，当时的币制改革跟蒋经国没有太大关系，他做的事情仅仅是上海地区的经济管制，真正的主导者是蒋介石。当时国民党推行币制改革，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为的是取代业已破产的法币。法币是从1935年开始发行的，在8年抗战中，发行数额增加了390多倍，1937年的发行总数是14亿，到1945年已达5500多亿，而物价上涨比例更高，如重庆物价上涨达1795倍，上海86000多倍。因此，1945年抗战结束后，意识到法币不行了的蒋介石便要求当时的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拿出币制改革的方案来。但当时主掌行政院的宋子文及财政部长俞鸿钧认为，币制改革须有基本前提，即社会和平、经济稳定、国际贸易收支平衡、有金银外汇作为准备金等等，而彼时战争刚结束，国民经济还很困难，没有这个底子来承担变革。
蒋介石没有因行政部门的审慎立场而停止推行币制改革的准备。1948年5月“行宪”之后，蒋介石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长，找来王云五担任财政部长。当年8月19日，在他主持下，通过了改革币制与管制经济各项文件。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此为3年来一贯之政策与之主张，因(宋)子文、(张)岳军、(张)公权、(俞)鸿钧等皆畏缩不决，未敢执行，而今日以事急势迫，不得不有此一举。然(翁)咏霓与(王)云五能毅然实施，亦可谓奋勇难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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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宝岛台湾的公开档案记载，此次币制改革根本没来得及详细讨论，当天的会议总共就两三个小时，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与会人员便匆匆举手通过了。
对于金圆券政策的风险，蒋介石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住局面，试图通过完全的高压统治来和市场较量。但现实的情况是完全失控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一石大米要金圆券4亿多元。有不少影视作品将原因归结于“上海打虎行动”的失败：蒋经国到上海督导经济管制，以铁腕手段抑制物价，准备查封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时，由于各方势力的干预，行动受到挫败。
本公司近几年对金圆券伍佰元市场价格分析估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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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平认为，历史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商人囤积物资——政策推行不下去——币制改革失败”这样简单的逻辑，金圆券政策不可能因为一家公司的囤货没有拿出来就导致失败。实际上，当年搞币制改革，蒋经国不可谓不卖力。他时常坐在办公室里，日夜接见上海的富商巨贾，奉劝他们把黄金白银和囤积的货物拿出来。谁要胆敢违反新制，多半遭殃。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杜月笙大公子杜维屏、巨贾荣鸿元等一批“大老虎”，都在蒋经国的铁腕下锒铛入狱。吴景平说，这次币制改革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在外部环境很糟糕的情况下推行，不可能取得成功。历史证明，还得靠中国共产党来收拾局面，收兑了金圆券的人民币终站住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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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发行了一套金圆券纸币，它是1948年8月19日发行的，到解放只有十个月，结束了它的使命，即使没有解放，它也完蛋了，因为蒋介石已准备发行一种“银圆券”来替代“金元券”。金圆券原计划发行20亿，结果它发行了总值达130万亿，是原来的6.5万余倍，物价比币改初期上涨170万倍，开始一元金圆券含纯金0.22217克作价，到1949年7月4日，国民党在上海宣布，发行银圆券，一元银圆券含纯银23.49克,金圆券5亿元折合银元一块和兑换一元银圆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