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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天津造币厂厂长李伯琦令雕版师临摹“洪宪小飞龙拾元金币”图案刻版成模，配上袁世凯共和纪念银币面模，戏铸而成。有大字、粗尾、签字等版别。此币设计具有明显的帝王色彩，铸工精美，传世不多，较为珍贵，现如今很难见到这种真币，这其中历史价值非常火热。
有关袁像币雕刻师鲁乔奇的记载非常少，除因其作品有签字版而扬名外，泉界多无所悉。近日搜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北洋政府时代外交部档案，始得知鲁乔奇是由清廷出使义国大臣代表造币总厂，于1910年9月24日(宣统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罗马签署《造币厂聘订义大利雕刻师合同》。合同附有鲁乔奇雇主费德理科强生(FedericoJohnson)的电文，表示他“工作认真、行为端庄”。乔奇在1910年11月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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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合同内文共十九条，工作范围、薪资、旅费、保险等权利义务均列入；除要求绘图及雕刻所有法定国币、徽章及奖牌等外，并以英语教授造币厂工员绘图及雕刻的技艺。其中第四条：“每月支薪1300法郎”。也就是说，鲁乔奇的薪资以法郎计价，依当时汇率折算其本薪约合鹰洋570元。总厂编列预算时虽为每月750元，推论实际上是购兑法郎支付，太平时期汇价稳定相安无事。
然而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7月爆发，随战事胶著延宕，法郎开始贬值，1916年乔奇月俸以鹰洋计约432元，等于减薪四分之一；汇率剧烈波动后，至1919年时均价换算鹰洋仅合216元，跌落至合同签署时的三成五左右。1916年(民国五年)适筹备发行贰分、一分及五釐新铜币，以及贰角、一角银币改版，推测乔奇于此时索取补贴，厂方或因有所求而勉为其难，由于认知不同双方自此产生龃龉。所谓“逢雕祖模时，必借端要挟需索”之说，应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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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底合同将满，总厂于5月时行文乔奇表示到期不再续订。7月义驻华公使嘎贝娑(CarloGarbasso)以在外交文书上，用来说明事实、证据或有关法律的问题，不签字也不用印，地位次于照会的“节略”，面託外交部表示乔奇希望能被续聘或请给予优待以补贴旅费。判断其真正目的应非企求留任，而是争取更多的酬劳。经外交部函转财政部，总厂以财政拮据，“现时工作情形，委无留用之必要，应请无庸置议”婉拒。惟乔奇“服务年久不无微劳”、“合同所定回国川资三千五百佛郎(法郎)，现在佛郎价格又值低之时”，另“加给两个月薪金，以示体恤”，又以监督名义致赠大洋800元及六个月车费108元优待补贴旅费。由旅费以法郎给付，薪资亦支领法郎的推论应正确。
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年，北洋军阀政府正式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袁大头壹圆银币，后在上海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各地军阀纷纷私铸袁大头，导致存世的袁大头质量良莠不齐。而袁大头金币，多作为纪念币，铸造量甚少，存世量极罕。
大清金币由于背面图案为一蟠龙，故俗称“龙洋”。因铸行量较小，又属贵金属币，愈显珍罕，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并仍具升值潜力，是收藏者难觅佳品。这些钱币都是世存量非常少的，因为当时制造这些钱币的时候是有限的去制造的，当时的金也非常紧缺，为什么要制造这些钱币？就是为了留下深刻的纪念意义。手里有这些钱币的一定要保存好千万不要随意摆放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