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造”背“二钱”铜钱此前并无发现，亦不见于任何记载。那么，此钱究属何种性质与用途，本人经过研究，提出如下见解：其一，此钱属于“非正用品”。因为在长达４７年的明代万历年间，从未铸行过这种流通币。其二，此钱亦不属于“钦赏”钱。在封建社会，皇帝贵为“天子”，至高无上。
图中所示是一枚明代万历通宝背“矿银”钱，直径18.53毫米，为上海博物馆收藏。明代万历通宝背矿银钱是明代珍泉之一，是品正面铸“万历通宝”四字，背上下“矿银”二字，皆楷书；此钱铸制精美，古朴之风甚浓；字体粗犷，字廓深峻；地章平整，包浆自然；呈银白色，系官炉正作银钱，历代泉谱有载；字体与明朝西南边陲等地所铸其他铜质钱币风格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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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开矿和商业一样都会干扰这个国本，由于利润的刺激，大量的劳动力会蜂拥于此，官营的开矿甚至会刺激大量民营开矿的兴起，让统治者不安的就是聚集起来的矿工，将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例如成化年间的矿工首领叶宗留起义。
万历初年朝廷铸钱并不多，约两万锭，万历十三年（1585年）增为十五万锭，万历二十年（1592年）为九万锭。
万历（1573—1620）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明朝使用此年号共48年，为明朝所使用时间长的年号。万历前期，张居正主导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对外军事也接连获胜，朝廷呈现中兴气象，史称“万历中兴”。但在后期，由于张居正的去世，万历帝开始逐渐怠政，并创下30年不上朝的“历史记录”。加之明朝相继在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发动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史称“万历三大征”。《明史》载：“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我国已故著名钱币学家马定祥先生在《历代古钱图说》一书的顶批中写道：“另见，万历通宝背矿银四钱，万历年造背二钱、三钱、五钱、八钱、九钱之银钱，皆珍。”《中国钱币》（１９９１年四期）在对１９５９年于上海市郊朱忠禧墓的两枚万历年造银钱的报道中也明确指出：“这两枚银币很是珍贵。”当代著名古钱币专家孙仲汇先生亦认为“万历大银钱也十分珍罕，如万历年造背五钱、八钱、九钱及万历通宝背矿银六钱等”。（孙仲汇《中国古钱鉴赏与收藏》）。华光普《中国古钱大集》将“万历年造”背“二钱”银钱定为一级，批注：“戴葆庭旧藏，仅见品。”由上可知，明万历银钱的珍稀程度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