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月29日，在莫干山召开会议研究发行金圆券事，谓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计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6]。会上行政院院长翁文灏、长王世杰、银行总裁俞鸿钧表示同意。
这次币制改革是在极秘密情况下进行，除与会人员外，只找了前中国银行总经理、刚辞去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另外由翁文灏在改革实施前几天，通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近年来随着前三套人民币不断升值，民国钞也不断升温
为庆祝中国银行百年华诞，广天藏品将从3月23日开始，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民国百年百钞珍品”展。据了解，经过历年战争的洗礼，加上文革中大量的民国纸钞被视作“四旧”遭到查抄与焚毁，留存至今的民国纸钞数量稀少。而民国纸钞作为中国现代纸币的鼻祖，比套人民币历史更悠久，目前在国内收藏市场上逐渐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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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上涨，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应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俞鸿钧班子拟定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议仿照1937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办法，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货币，而不致随法币一起贬值，这样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加到40%或50%。但对此并不满意，认为不能收集举国的金、银、外汇民间储备应付现实的困难局面[5]。
俞鸿钧班子制订的方案主要着眼于财政收入的增添和改善,建议模拟1937年用关金征收关税的措施,所有纳税款和外贸结汇均使用这种特殊钱币,而不致随法币一起贬值,这样可使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10%多增添到40%或50%。但对此并不知足,以为不能网络举国的金、银、外汇民间储蓄应付现实的难题时势。
1948年通货膨胀进入恶性阶段，开支几乎全靠印刷，大额不断问世，法币面值高已达520万元，发行多时以每天10万亿的数目增长。法币膨胀带动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反过来又加速法币的流通速度和贬值速度，以致印制的还未出厂，已不及自身纸张和印刷成本价格了。法币被视为废纸，已丧失了作为流通手段和手段的职能。面对法币崩溃的局面，国民党开始策划从币制改革中寻找出路。
发行金圆券的初目的是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
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发行。抗战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战后，国民党为与共作战的金圆券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就通货发行额而论，战前只不过14亿元[3]。1947年初，法币发行总额为3万5千亿，至7月增至10万亿以上[4]。在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