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察之,可见其字口缘廓深竣,缘廓线条端正而规矩,穿轮修整干净,穿口略有斜拔。其中,钱文较为纤细,笔划间隔有距,清晰而无丝毫粘连。如此这般,诸如此类,本品无论是铸相还是铸工,均显示出清母钱的一般特征。
根据《甘肃历史货币》一书记载：“终清一代，甘肃曾于康熙、雍正、咸丰、同治四朝分别在陇西、兰州设宝巩局鼓铸钱币……”。关于雍正朝铸币情况，该书第73页记载：“雍正四年（1726）甘肃巡抚石文焯奏请开炉铸钱，并于五年四月在兰州设宝巩局，动用库银二万两，收购废铜杂钱，开炉12座铸‘雍正通宝’钱，后以‘收小钱改铸大钱，优民已甚’为由，于雍正七年三月奉文停铸。”由此可知，宝巩局迁址兰州开炉鼓铸“雍正通宝”仅有两年时间。那么，这枚新发现的“雍正重宝”大钱，铸于何时？其铸造性质及用途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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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宝巩局雍正制钱，制作精窳不一，铜色呈黄白色。版别有狭缘阔缘两类，狭缘版的大字，阔缘版的小字。式样趋于多样，构成该局制钱式样多的一个成因，是钱局管理不规范，对母钱制作要求不甚严格，工匠雕刻时可随意改形走样，致使钱文出现文字缺笔和字形变样的现象。这两类版别的钱文，字形尚方正规矩，笔划布局较为匀称。
从形制、重量、铜质看，与套子钱相吻合，但从文字及穿廓看，与雍正宝巩相类，应是雍正时期的铸币。再者，套子钱以背面大满文记局，而这枚以四汉字记局记地，故可排除后铸的可能性。二是“花钱”说。有几位泉友看过此钱后，多认为是一枚“花钱”。好像说是花钱，就没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就花钱而论，其范围是很广的，凡流通币以外的“钱”，都可归入“花钱”范畴。
一、关于“雍正重宝”的钱文、形制及铸造时间。
清代从顺治至道光朝，钱均以年号加“通宝”，未见以“重宝”面文；背文从雍正以后均以满文记局名，未见以四汉字记局记地名。众所周知，“金城”是甘肃兰州的别称，以“宝巩金城”四汉字记局记地名，终清一代还无先例。但它用其本身的文字证实是兰州所铸无疑。其次，从型制看，该币既大于顺、康、雍三朝所铸的折二钱，但又小于顺、康朝所铸的折十型大钱，雍正朝没有折十型大钱出现，此钱应是目前发现的大者。该钱的直径、厚度、重量类似咸丰朝宝巩局铸造的“咸丰重宝”当十钱，惟有穿及穿廓与“雍正通宝”宝巩相
”该文接着说，好在《咸丰泉汇》一书，对该钱有了明确的结论：“这是一枚背满文宝巩之年号套子钱。”并说：“除这枚咸丰重宝背宝巩钱外，还发现了背文相同的康熙重宝、乾隆重宝、嘉庆重宝和同治重宝钱。”该文通过推论，后提到：“宝巩年号套子钱既然是后世同治年间补铸，便不会仅有已发现的五种，像尚未发现的雍正重宝和道光重宝等背宝巩大钱亦会同时铸造。
清代从顺治至道光朝，钱均以年号加“通宝”，未见以“重宝”面文；背文从雍正以后均以满文记局名，未见以四汉字记局记地名。众所周知，“金城”是甘肃兰州的别称，以“宝巩金城”四汉字记局记地名，终清一代还无先例。但它用其本身的文字证实是兰州所铸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