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案《宋史》，（章献太）后崩于明道二年，……天圣、明道、景祐诸钱，皆曰元宝者，亦避讳耳。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天圣等三个年号钱之所以只有元宝，是为了避太后父亲的讳，所以不能用“通”字作宝文。章献太后死于明道二年，之后的宝文则不再避讳，所以才有了“皇宋通宝”。
天圣年，虎邱剑池石壁文云：“同判福州王渎”，其云同判者，天圣初，章献太后临朝，避其父讳，凡官名、地名“通”者，皆易之。如通州为崇州，通判军为安利军，通判为同判是也。后崩后，即复其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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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近年来市面上和考古发掘都陆续出现了“建国通宝”钱，如1956年锦州市博物馆在发掘的清代范子和墓葬中，1枚隶书“建国通宝”钱。罗伯昭先生也曾于1941年的中国泉币学会第36次会议上出示了一枚“建国通宝”钱。专家们认为此钱属徽宗“建中靖国”年间，因其风格酷似徽宗时代的“政和通宝”、“宣和通宝”钱。
避讳是古代社会中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它“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礼法之一，并且贯穿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讳，又称名讳，即古代帝王或尊之名。《说文解字》中说：“讳，忌也。”古时，凡遇帝王或尊长之名，必须回避使用该字，即为避讳。例如，秦始皇讳政，所以秦朝改正月为端月。“端月，正月也。秦讳政，故曰端。”
我国古代货币从初的布币、刀币等，到汉代五铢钱，再到唐武德四年始铸“开元通宝”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喜欢在钱面上铸造文字，即所谓的钱文。既然避讳现象在古代社会普遍存在，且与文字甚为相关，同时货币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接触的物品，那么钱文与避讳现象发生“关系”自是必然的事情了。
宋徽宗为北宋第八位皇帝，神宗之子、哲宗之弟，共在位25年（）。宋徽宗在其在位年间共有6个年号，分别为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除“建中靖国”外，其余5个年号都铸造过年号钱。宋徽宗个年号“建中靖国”为四字，较为特殊，一般做法是截取“建中”或“靖国”二字，再加宝文组成钱文，如太平兴国年间所铸的“太平通宝”，大中祥符年间铸造的“祥符元宝”。但是史料并未记载“建中靖国”年间曾铸年号钱，而是另拟了新钱文，即“圣宋元宝”，为“国号+宝文”结构。
宋仁宗在位时期，一共颁行过9个年号，其中初的“天圣”、“明道”和“景祐”三个年号，所铸造的均为“元宝”钱，而不是“通宝”钱。究其原因，也与避讳有关。清代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贞集》有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