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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农耕劳作的经验积累形成了国人思维认知局限于“经验性”的感受印象。传统的农耕劳作、生产需看“老天爷”心情，由于土地耕作对自然气候的极度依赖，受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加上两河(长江、黄河)流域的水文情况十分复杂，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整个农作物生产时节都在面临旱灾、水灾或虫害的威胁。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根据中国史书统计：“中国每6年就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的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00多次大水灾，1300多次大旱灾”。且其时的科技水平不能使人们对天文气象和水文地理有更洞见、精准的认知，所有劳作程序靠的是的老农的经验，并往往要通力协作才能度过难关，否则仅凭一己之力蛮干就容易饿肚皮，甚至有生存之忧。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这个道理，因此逐步形成以血缘群体为单位共同生活、劳作并尊崇祖令的宗法社会结构。
王学泰先生对此的定义是：“所谓‘宗法’就是‘宗子法’，是以血亲关系为纽带，将一个祖先的子孙团聚在一起，形成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 这种对于老人经验性认知不加怀疑的全盘接受，经过后代儒家的屡次修正与完善，尤其是南宋朱熹将其设计为《家礼》后作为一种普适性的制度形成为全民意识形态，推广到每个家庭中在塑造出精神权威，保障了社会结构极其严密稳定的同时，亦完成了对于自然科学创造创新思想的全面桎梏。但是按照康德对“经验性”的评断这种感觉印象，上述“老人思想”只是经验的素材，由于没有经过后天的综合性和逻辑性判断，尚不能构成为对象知识。康德认为：“知识有两个来源，所谓对象知识、即经验知识本身需要感性和知性合作，没有知性是形成不了对象知识的，只会是(不可靠)的主观感受。”(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上部)这种缺乏具体逻辑指向的思维，有时过于强调“感受性”，难以清晰的表达出精准的概念。笔者在课堂就多次面临在对学生提出的汉语词语概念进行“延异”的追问时最后穷尽手段也只能“意会”而无法清晰言传的尴尬。时下不少中国艺术家往往喜欢沉浸于一些虚空的大词，如同前文所述的“东方—西方”“民族—世界”“传统—现代”等等，笔者与他们沟通追问其词语指向的具体概念时则对方往往会陷入逻辑与语言的含糊与混乱，扯了半天亦不知其所云。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或许是长期以来受上述农耕文化思维惯性的影响，在不少人的脑海中总爱将“辛勤劳作”作为标准来对艺术家理应是精神领域思想创新的工作进行评判——以“刻苦绘画”“埋头苦干”“潜心创作”之类的话语作为对艺术家的褒赏。而我们大多数艺术家，竟也习惯了把自己封锁在画室里，妄图以勤劳的技术训练来掩盖自己思想上的匮乏，并通过强调绘画时“体验感”来逃避对作品思想观念的诠释和批评家的诘问。 藏品是你自己的，钱是别人的。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你刚好需要，我刚好专业，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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