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砚，贵在雕刻技艺。青石砚的制作工序，至少有20多道。根据石料的形状、纹路，雕出的砚台总是异彩纷呈。对传统的平雕、浮雕，许多工匠、艺人有继承有创新。一块石料，在常人眼里，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可放在工匠、艺人面前，便是宝。伴随着刀、锯的舞动，数日或数月之后，一件精美的砚台便呈现在人们眼前了。
1882年吴昌硕经吴云介绍，与沈石友相识。由此吴昌硕得到了后半生的至交。吴昌硕在沈石友《鸣坚白斋诗集》序中云：“我与石友论交为岁壬午，今三十余年。石友生于戊午，我生甲辰，以齿论，石友固兄事我，征其学识，我窃愧之。”从中可见两人交谊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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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大名砚端、歙、洮河、澄泥砚为例，除澄泥砚为陶质外，其它均为变质岩，与“右军乡石，沉州砚”有个共同性就是都含有利于发墨的绢云母，因此含云母是名砚具有的重要组成含量。除发墨外，云母还具有防腐和发光的特点，因沉州石砚中含有云母，在日光下所产生的丝绢般“茫润”光泽，以及“得墨”效果，无疑是云母的作用。变质岩在形成过程中熔入的物质直接影响砚石的好坏和第次，因此米芾砚铭曰：“此琅琊沉州石所镌，彼易得墨，在诸石之上”，可见前文记述诸多寺庙附近多有砚石矿坑，与寺庙僧人取砚石抄写经卷有关。僧人为抄写经传需要砚石，他们大多是砚石的发现、发掘和传播者。唐朝是佛教流行的极盛時代，由于僧人终日抄写经卷，后来成为大书法家的也不乏其人，书法大师怀素就是一例。而京都西安与地方寺庙的佛教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因此红埠寺僧人将沉州砚带到西安也在情理之中。
往事越千年。1978年在北京举办鲁砚展览之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石可、姜书璞，让弟子和砚石爱好者调查发掘沉州砚石。孙建军不负众望，终于在今临沂王義之故乡兰山区境内，找到琅琊沉州石原矿并釆集了沉州石，并以“沉州石舍”为号。
吴昌硕铭赵古泥刻端石砚板174.75万成交
清朝光绪年间宁夏知府赵惟熙《研山斋》诗道：“贺兰富研材，堆砌成小山。夙有临池兴，薄书傥余间。”1963年12月，视察宁夏时，也曾为贺兰石砚提诗：“色为端石微紫深，纹似金星细入肌；配在文房成四宝，磨而不磷性相宜。”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就是用贺兰石制作的石砚“牧归”。
在中国传统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中，砚台一直都是具观赏及收藏价值的文房器物，除颇具实用功能外，它更是古代文人的赏玩之物。古老的砚台见证了数千年文明传承，一部砚史记载的正是华夏文化的辉煌。随着社会历史的演变，砚台浓缩了各个朝代文化、经济乃至审美意识的各种信息，砚台的文化含量和经济价值都不言而喻。如今古砚台完成了由实用品到艺术品的转化，也造就了它独特的收藏理财的价值。
一方好砚台，往往会引来无数文人殚精竭虑为之题铭，或讲述砚台得来经历，或记录创作过程，或赞美砚台材质、造型，或撰写人生格言，传递给家族后人，其优美的书法刻在砚石上，更显金石气。总之，一方砚台上的铭文，可以直接决定它的市场价值。目前市场上价格高的几方砚台，都同历代名人息息相关。如目前拍卖市场上成交价格高的两方砚台，都是由乾隆御制和御题诗的，分别拍到了1400万元和973万元。百万元级别的砚台，要么是清代皇家御制，要么是有纪晓岚、吴昌硕、朱彝尊等名人的题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