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看来，玉斧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由于玉料短缺，加工制作难度大、耗时长，也就消失了劳动工具的作用，成得的奢侈品。由于当时贫富的分化和阶级的出现，它必然是社会地位极高的人物所有，也就成了权利的象征物。一些部落的首领往往由男性担任，这些手持的拐杖逐渐演变成象征权利的权杖。斧这种具男性生产标志的工具，也自然用玉精心雕琢后被装饰在权杖上，成为红山文化时期高等级的礼器之一，他只出现在有权利的男性墓葬中也就合情合理了。
另外一大部分老乡偶得与传世品，以及盗墓者盗墓所得的红山玉器会被所在地方的“一线头儿”收购或者以“活拿”的方式合作倒卖，这些一线头儿一般都在本旗县区域活动，有时甚至直接参与盗墓。每当这些“一线头儿”进手了红山玉器或有确切来源的信息，一般会很快被闻讯而来的所谓“跑线儿”的二道贩子遵循所谓的“产地行价”竞价收购，由于“一线头儿”只跟“跑线儿”的二道贩子或个别古玩商联系，很少与藏家接触，所以交易十分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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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在牛河梁遗址近20多年间的考古挖掘中，共红山玉器100余件，是目前发现红山玉器分布为集中的区域。同期，在内蒙古地区也发掘了多处红山遗址，了玉猪龙、玉人面、玉鸮、玉蚕、白玉璧等数量颇丰的红山文化典型玉器。通过这些有明确地层关系的考古挖掘，红山文化玉器的面貌逐渐在世人面前清晰起来，以往被学术界普遍认定的夏商周时代的红山玉器被逐一甄别出来，包括在故宫的旧藏中就有多件曾被误断年代的红山文化玉器。
红山文化作为学术概念，由尹达先生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首次提出，因其遗存早期发现于内蒙古赤峰的红山脚下得以命名为“红山文化”，其年代约为距今6500年至5000年，是我国北方地区一支较为重要的新石器文化。红山文化时期因盛行唯玉为葬的习俗，尤其在红山文化晚期的墓葬中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而蜚声于世，备受海内外收藏界极力追捧。
带着这个惊人的发现，考古学者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其玉斧尾部是用鹿角或兽骨装饰的斧托，角骨托中部圆空贯穿，是用来插木棒或角骨棒用的。这种在当时装饰豪华的权杖，更显示了执杖者的威风和尊贵的地位，也更加验证了玉斧作为权利象征物的说法。
在红山玉器的产业链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小群体，就是专门给藏家掌眼鉴定的所谓专家一族，为什么加上“所谓”二字，原因有三条，，由于鉴定藏家藏品牵涉利害关系太多，真正的专家一般不会专业从事鉴定工作，多也是在朋友圈子里，给朋友帮忙“把把眼”，即便有人敢于道出真相，但鉴于目前红山玉器收藏市场的现状，说真话往往等同于往高烧不退的藏家头上泼冷水，结果可想而知，真正直言不讳的专家不可能成为红山玉器收藏市场上受欢迎的对象，自然也无立之地。
掮客一般都具有较强的红山玉器辨识能力，有的掮客本身就有古玩商或收藏家背景，通过专职“跑货”获得不菲的佣金。超级收藏家和收藏机构作为民间红山玉器的“大客儿”，也有相互交流，在这个交易环节中，红山玉器往往体现了在收藏圈中的大经济价值。然而，红山玉器成为大客儿们的私藏后，虽然到达了产业链的顶点，但并不意味着这便是红山玉器的终归宿，红山玉器作为人类社会共同的文化遗产，终还是属于整个人类的社会财富，这一点，可以从一些收藏机构和超级收藏家无偿向博物馆捐献的事实中初现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