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字出自唐初欧阳询的手笔。所谓“开元”，是开创新纪元的意思，而“通宝”则指在统一之国度内的通用宝货。欧阳询的书法居唐代四大家之首，他的楷体“于平正中见险绝”，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开元通宝”却含八分和隶书，写得方圆兼备，颇能显示初唐文化的兼收并蓄。“开元通宝”不是“年号钱”，它从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开铸——这比唐开元年早了近百年——在唐代约三百年的历史中通用，未有中断，这在史上也是罕见的。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向道光帝呈递了一份题为《查议银昂钱贱除弊便民事宜疏》的折子，分析贸易导致白银大量外流，钱贱银贵的流弊，提出了“欲抑洋钱，莫如官局先铸银钱”的对策。为此林则徐还模仿外国银元，在江苏试铸过造型简朴、成色较高的银饼。此奏未被旨准，正式的中国自铸银饼迟至咸丰初年才在上海发行。这标志着清代用银已从银两制开始向银元制过渡，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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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开元通宝”，开创了我国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自此，青铜铸币告别了以半两和五铢标重命名的传统，开始向抽象化、符号化转轨。“开元通宝”还在形制和重量上树立了中国的标准形象，它以一钱为法定重量单位，每十枚钱重一两。十钱一两的十进位制由此产生，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时不仅国内商品流通繁盛，而且在对外贸易方面，东起长安，西至伊朗印度土耳其的“丝绸之路”，使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的商贸中心。中国早的一种汇兑方式——“飞钱”，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飞钱”亦称“便换”，起于唐宪宗时。由于国内及外贸交易的日益发达，铜钱短缺的形势加剧。当时与唐朝通商密切的许多国家，也流通“开元通宝”。铜钱大量外流，唐朝有限的铸币量不敷使用，各地经常出现“钱荒”。于是规定各地方禁钱出境，以防钱币流入海外。这样，汇兑业务的雏形“飞钱”便应运而生了。
道光、咸丰年间，从与外商贸易频繁的沿海城市兴起，各地先后仿铸洋银。在广州称广板，福州称福板，杭州称杭板，其中以上海道台监制的为规整，重量大体与外国银元相符。在这种景况下，清为了保持民族尊严，维护制度，开始筹划铸行本国银元。
战争爆发前后,外国银元相继输入中国内地,当时在市面上流通的各国银元有西班牙的本洋、荷兰的马剑洋、英国的站人洋、墨西哥的鹰洋、日本的龙洋等等,已达几十种之多。由于洋银计枚核值,使用时不必称量,因此民间乐于接受。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在中国成为一种选用,同时也成为中国自铸银元的催生剂。道光、咸丰年间,从与外商贸易频繁的沿海城市兴起,各地先后仿铸洋银。在广州称广板,福州称福板,杭州称杭板,其中以上海道台监制的为规整,重量大体与外国银元相符。在这种景况下,清为了保持民族尊严,维护制度,先筹划铸行本国银元。
但元朝也用八思巴文铸过有限的几种钱币，如世祖至元年间的‘至元通宝’、成宗元贞和大德年间的‘元贞通宝’和‘大德通宝’、武宗至大年间的‘大元通宝’等几种，这些铸币的钱文读法均为‘顺读’，除了‘大元通宝’当十钱存世尚多外，其余均很稀见。在中国古代钱币上铸有的文字多为汉文，少数民族的文字较少，蒙古文钱币相对其他钱币是存世量较多的，虽然不像契丹西夏文钱币那样稀少，却很有代表性，有一定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