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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权象征物引申开去，青铜钺也被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淮南子·兵略训》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君王授命将军时的具体情形：君王“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执斧，持头授将军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说明斧钺作为军事统帅权的象征，乃是将军率军征战的必需之物。
青铜斧钺，往往饰有神秘威严的纹饰，以显示使用者的权力和地位。姑且不论传说中周王的钺要“以饰斧”，就是传世或流散的青铜钺，不仅铸有各种不同的花纹，而且还镶嵌以绿松石等。西周时期的诸侯方国君主墓葬的形态与装饰各不相同的异型钺，如耳形钺、人头钺等，可能既代表不同的国(族)别，同时也代表使用者的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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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艺术投资有限公司近几年对青铜钺市场分析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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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记载来看，青铜钺大约早出现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但目前考古发现的确切证据多属商代前期。在新石器时代，石钺和石斧曾是主要的手持，并演化出具有礼仪性质的玉斧、玉钺。到了夏商周时期，随着等级制的日益复杂，青铜钺的礼仪属性进一步提升，而战场上的主要手持兵器则已更新换代为青铜戈。事实上，普通的士兵是不能使用青铜钺的。无论文献记载照样考古发现都表明，青铜钺主要是作为一种礼仪性的象征物而存在，它总是与王者如影随形。
唐代的统治阶层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钺，这点为皇亲贵族墓葬壁画所证实。但据杜佑《通典》记载，唐代皇帝出行仪仗行列中仍保留着黄钺车，甚至天子八宝（各种玺印）在出行时也需置于黄钺车中。
到了崇尚复古的宋代，统治者又一度恢复了斧钺制度，考古发现中斧钺（包括壁画）较为常见。在《宋史》卷二七九记载：“（宋）太宗尝幸内厮，（张）进以亲校执钺前导。”这说明皇帝的日常活动或出行礼仪中，仍然以斧钺来彰显王权。
宋代以后，斧钺非常少见了。钱耀鹏认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两汉出行仪仗配置专用的斧钺车，似乎过于繁缛，尤其火器的出现可能弱化了斧钺的威严感；二是斧钺的象征意义可能逐步为另一种礼仪化形式圭所代替。“圭一般为玉石质，可以佩戴，更适于朝政、出行等活动。”
而王者进行朝政与礼仪活动，斧钺同样不可或缺。《逸周书·世浮》中云：“(周武)王秉黄钺正国伯，……王秉黄钺正邦君。”说明周王作为宗主国或者盟主国国君，必须秉黄钺亲理政事。而大凡有大型国事活动，王者身后须设有绘制斧钺图案的屏风状礼仪设施。
春秋战国以来，斧钺逐渐失去昔日的辉煌，但在天子的大驾卤簿中，却也一直少不了黄钺，青铜钺作为皇权的象征之一仍残留在礼制的行列中。《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的天子出行，“乘舆法驾……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一直延续至汉代，仍可见沂南汉画像“车马出行图”中的斧车，斧应是钺的传承。
“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在青铜兵器的大家族中，青铜钺无疑具有浓烈的王者气质，甚至连汉字中的“王”字也是从斧钺的形象演变而来的。无论是在历史典籍，照样在考古发现中，青铜钺每次的惊艳亮相，都与王者如影随形。
为何青铜钺享有如此尊贵的地位？它究竟是一种兵器，照样一种至尊无上的象征？本期“大家”，我们邀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考古学系主任钱耀鹏，为我们解析一下久远的“斧钺制度”。
国有大小之分，王亦有高低之别。尤其在西周的分封制体系中，诸侯王虽然拥有使用“青铜钺”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什么样的青铜钺可以被使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人的身上，都大有讲究；而质地、大小、纹饰不同的青铜钺，也对应不同等级的使用者这些被钱耀鹏称之为“斧钺制度”的规范，必须被严格遵守，即便尊为王者，也不敢越池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