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区老纸币回收 老纸币回收 黄浦区回收老纸币 币值即体现在钞票上的面额。通常它是以阿拉伯数字或者是相应国家和地区的文字来表示。纵观世界各国的钱币面值，各有其不同的等次，不同面值、等次的配置与组合，就形成了钱币币值分等结构体系，也就是币值结构。而钞票设计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币值结构的设立问题。
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币值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奇数类和奇偶数混合类，即1、5结构和1、2、5结构。这种设计同各种面额的流通频次、印制发行成本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比如，在我国货币发行历史上，第一套和第五套人民币就是1、5结构，即一元、五元面值；第三套、第四套人民币就是1、2、5结构，即一元、二元、五元面值。第一套人民币（上）和第五套人民币（下）币值设计为1、5结构。第三套人民币（上）和第四套人民币（下）币值设计为1、2、5结构。但是在第二套人民币中却出现了1、2、3结构。第二套人民币在这看似违背了币值设计规律要求的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呢？是当时的设计者不懂币值设计规律、还是另有原因呢？
翻开历史，探秘寻踪，让我们在一系列纷繁细节中归拢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950年春，我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了。就印钞行业来说，“支援大军南下、保证货币供应”的政治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以凹印为主、按计划生产”的方针已经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于4月份向中央提出了设计印制新版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的建议——《新币印制计划书》，陈云阅后作出重要批示。经过两次修改，中国人民银行于1951年5月29日第三次上报了《新币准备工作报告》，对新版人民币全套票样的设计特征和券面进行了说明。其中，各券别名称确定为：主币——一元券（天安门）、五元券（延安宝塔山）、十元券（井冈山）、五十元券（农夫农妇）、一百元券（煤矿工人）。辅币——角券（农场拖拉机耕地）、二角券（毛泽东号火车头）、五角券（小丰满水闸）、一分券（民用汽车或者空军）、二分券（民用飞机或者陆军）、伍分券（民用轮船或者海军）由此可见，在第二套人民币初的设计计划中，有一元券和五元券，却并没有二元券和三元券。情况发生变化是在1952年10月27日。起因是中财委主任陈云给毛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写了一封信，题目是《关于新币的发行与印刷问题》。文中提出了更改主币面额的问题。陈云在信中讲道：
鉴于台湾尚未收复，港澳与我国陆地相连，美蒋不断利用空投与经由港澳走私向我国境内散播假票，以破坏我人民币信用，同时，台敌在美国帮助下，可以在技术上把假票印成与真票完全近似，老百姓不可能区别真伪，单靠银行少数干部用显微镜来观察票子的真伪，是不能阻止假票流通的。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发行的票子票面越大，则空投与私运入口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其金额数目也就越大，为求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计，经再三考虑，拟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五元券以上大票。但只发一元券又嫌太小，故拟增发三元券一种以资调剂。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两层意思：一是建议中央取消四种大面额钞票。二是建议增发三元券，以保证市场所需。中央经过慎重研究，采纳了陈云的建议。但是，陈云在给中央的信中，只提出了增发三元券，并没有提出增发二元券。可是在1952年12月11日（也就是陈云给中央写信一个多月之后）更改后的主币票面计划表里，却是这样列出的：十元券（原一百元券）主景内容：工农兵图案（后改为工农图案）。五元券（原五十元券）主景内容：中华各民族大团结图案。三元券（原十元券）主景内容：井冈山龙塬口图案。二元券（原五元券）主景内容：延安清凉山图案。一元券没有调整，主景内容依然是天安门图案。所有券种所用原版利用该品种原来的原版，以避免浪费。由上所知，发行一元券是初就计划好的，发行三元券是陈云提出来并得到中央批准的。唯独二元券的发行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中央的明确批文。但毫无疑问的是，发行二元券也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就是在1952年10月底至12月初期间被确定下来、并在12月11日的计划中明确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