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斧钺，往往饰有神秘威严的纹饰，以显示使用者的权力和地位。姑且不论传说中周王的钺要“以黄金饰斧”，就是传世或流散的青铜钺，不仅铸有各种不同的花纹，而且还镶嵌以绿松石等。西周时期的诸侯方国君主墓葬出土的形态与装饰各不相同的异型钺，如耳形钺、人头钺等，可能既代表不同的国(族)别，同时也代表使用者的身份地位。
宋代以后，斧钺非常少见了。钱耀鹏认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两汉出行仪仗配置专用的斧钺车，似乎过于繁缛，尤其火器的出现可能弱化了斧钺的威严感;二是斧钺的象征意义可能逐步为另一种礼仪化形式—圭所代替。“圭一般为玉石质，可以佩戴，更适于朝政、出行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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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钺价格，比如说，青铜钺被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而号令三军总要以军法相佐，青铜钺因此具有了执行军法的功能，并一度扩大到军法以外的刑法领域，成为刑具乃至刑法的代名词。作为刑具的青铜钺同样具有极高的尊严，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被它一砍受刑者能否获得斧钺之刑，似乎也受到其身份地位的限制。文献记载中的斧钺之刑，所涉及的往往都是一些身份地位很高的贵族或者官吏，诸如商纣及其嬖妾，还有苏武和赵充国等。
唐代的统治阶层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钺，这点为皇亲贵族墓葬壁画所证实。但据杜佑《通典》记载，唐代皇帝出行仪仗行列中仍保留着黄钺车，甚至天子八宝（各种玺印）在出行时也需置于黄钺车中。
到了崇尚复古的宋代，统治者又一度恢复了斧钺制度，考古发现中斧钺（包括壁画）较为常见。在《宋史》卷二七九记载：“（宋）太宗尝幸内厮，（张）进以亲校执钺前导。”这说明皇帝的日常活动或出行礼仪中，仍然以斧钺来彰显王权。
宋代以后，斧钺非常少见了。钱耀鹏认为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两汉出行仪仗配置专用的斧钺车，似乎过于繁缛，尤其火器的出现可能弱化了斧钺的威严感；二是斧钺的象征意义可能逐步为另一种礼仪化形式圭所代替。“圭一般为玉石质，可以佩戴，更适于朝政、出行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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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国青铜钺，在现在执法不尽完善的配景下,他小我私人不赞许私人珍藏包罗青铜器在内的较量懦弱易损的古代文物。“这些物质文化遗存属于不行再生的文化资源,若是无法准确地相识文物的泉源就允许小我私人珍藏,无异于为盗墓之风推波助澜；再者,只管青铜器的锈蚀速率不及铁器,但也需要掩护,而小我私人以致小型博物馆往往不具备优异的掩护条件。”
青铜钺的大小、纹饰也大有讲究，对应不同身份的使用者。钱耀鹏认为，商代盘龙城、苏埠屯、大洋洲商代大墓及妇好墓所出青铜大钺，基本都符合墓主的身份地位。虽然西周以来，青铜斧钺开始趋于小型化，但亦有大小之分，这一点文献记载甚为清楚。《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周公与毕公的地位非常接近，但所用斧钺仍有大小之别，说明斧钺的大小与使用者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
国有大小之分，王亦有高低之别。尤其在西周的分封制体系中，诸侯王虽然拥有使用“青铜钺”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什么样的青铜钺可以被使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人的身上，都大有讲究;而质地、大小、纹饰不同的青铜钺，也对应不同等级的使用者—这些被钱耀鹏称之为“斧钺制度”的规范，必须被严格遵守，即便尊为王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