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巨细之分，王亦有崎岖之别。尤其在西周的分封制系统中，诸侯王虽然拥有使用“青铜钺”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使用。什么样的青铜钺可以被使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人的身上，都大有考究；而质地、巨细、纹饰差异的青铜钺，也对应差异品级的使用者这些被钱耀鹏称之为“斧钺制度”的规范，必须被严酷遵守，即便尊为王者，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而王者举行朝政与礼仪运动，斧钺同样不行或缺。《逸周书·世浮》中云：“(周武)王秉黄钺正国伯，……王秉黄钺正邦君。”说明周王作为宗主国或者牛耳国国君，必须秉黄钺亲理政事。而大凡有大型国是运动，王者死后须设有绘制斧钺图案的屏风状礼仪设施。
春秋战国以来，斧钺逐渐失去昔日的绚烂，但在天子的台端卤簿中，却也一直少不了黄钺，青铜钺作为皇权的象征之一仍残留在礼制的行列中。《后汉书·舆服志》中纪录的天子出行，“乘舆法驾……后有金钲黄钺，黄门鼓车。”一直延续至汉代，仍可见沂南汉画像“车马出行图”中的斧车，斧应是钺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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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钺图片，再好比古籍中一再提及的为历代天子所专用的“黄钺”,显着有别于各级贵族用钺。《史记·周本纪》纪录,周武王率军攻破殷都朝歌,“以黄钺斩纣头,悬明确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旗”。显然,在周武王看来,拥有“天子”职位的商纣才有资格被黄钺砍头,而其嬖妾之刑只能使用质地差异的玄钺。
青铜斧钺,往往饰有神秘威严的纹饰,以显示使用者的权力和职位。暂时岂论传说中周王的钺要“以黄饰物斧”,就是传世或流散的青铜钺,不仅铸有种种差异的花纹,而且还镶嵌以绿松石等。西周时期的诸侯方国君主墓葬出土的形态与装饰各不相同的异型钺,如耳形钺、人头钺等,可能既代表差异的国(族)别,同时也代表使用者的身份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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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青铜钺，宋代以后，斧钺很是少见了。钱耀鹏以为缘故原由可能有二，一是两汉出行仪仗设置专用的斧钺车，似乎过于繁缛，尤其火器的泛起可能弱化了斧钺的威严感;二是斧钺的象征意义可能逐步为另一种礼仪化形式—圭所取代。“圭一样平常为玉石质，可以佩带，更适于朝政、出行等运动。”
唐代的统治阶级似乎以列戟制度取代了斧钺，这点为皇亲贵族墓葬壁画所证实。但据杜佑《通典》纪录，唐代天子出行仪仗行列中仍保留着黄钺车，甚至天子八宝(种种玺印)在出行时也需置于黄钺车中。
到了崇尚复古的宋代，统治者又一度恢复了斧钺制度，考古发现中斧钺(包罗壁画)较为常见。在《宋史》卷二七九纪录：“(宋)太宗尝幸内厮，(张)进以亲校执钺前导。”这说明天子的一样平常运动或出行礼仪中，仍然以斧钺来彰显王权。
宋代以后，斧钺很是少见了。
从王权象征物引申开去，青铜钺也被视为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淮南子·兵略训》中较量详细地形貌了君王授命将军时的详细情形：君王“亲操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以后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执斧，持头授将军曰：‘以后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说明斧钺作为军事统帅权的象征，乃是将军率军征战的必须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