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釉层和发况看，蓝釉釉层薄厚不一，发色蓝中泛紫，并且色分“阴阳”，反衬出白色的印花纹。需要说明，这种蓝白相间或黑白相间、红白相间，是定窑颜色釉印花瓷器的重要特征，景德镇窑印花瓷器不会有这一情况。总之，这件蓝釉盘从造型与装饰工艺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定窑烧制相符，其外部特征也多与扬州梅瓶相类，并且也为南宋产品，是扬州梅瓶归属问题的可靠证据。
朱元璋建朝，视鞑靼为异端，故在制度的建立上多以宋朝为鉴，所以在瓷器的烧制上也全面恢复前一朝“宋器”这一汉文化传统。从史学考古的实际看，“北虏南倭”问题是有明一代不曾间断的边患，所以，明初青花瓷烧制不可能是“在元代基础上”建立起来，这可以从明王朝于洪武二年在景德镇建官窑问题上得到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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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石蓝毛衣，“古定从来数十样，东京乔位最为良。近来粉色不太好，旧者多是不圆全。”粉色，粉红色之意，这说明南宋时定窑烧制的彩瓷已不下几十个品种，这也为苏轼关于花瓷之说作出了最为可靠的脚注。由于定窑所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古文献因此出现了“北定”和“南定”这一分期分类的说法。明田艺衡《留青日札》曰:“定窑，定州今真定府，似象窑，色有竹丝刷纹者曰‘北定’。‘南定’有花者，出南渡后。”说明无论北定还是南定，都在真定府之内，可见那种关于南定是景德镇烧制的说法不仅是属误解，还不免已成为笑话，因此不论。
我们再将蓝釉盘、红釉盘同扬州梅瓶相互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三件瓷器虽然颜色不同，但其造型、工艺、釉面特征却无一不与定窑烧制情况相符，令人大有“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之感，亦所谓物以类聚，而与饶窑烧制判然有别；定、饶之分，泾渭分明。既然这三件瓷器都与饶窑烧制无关，为什么一定要视其为景德镇产品呢？
宝石红釉，官窑制度是为服务于朝制而建，并且也为朝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朱元璋在景德镇建官窑，很大成分上是为其在南京建宫提供建筑用瓷，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以釉里红、青花瓷为其官窑的主流产品，也可以为史学考古所揭示，而根本不可能是受什么伊斯兰文化影响，这也有违于一般常识问题。事实上，明初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在景德镇所出现的复兴，都是直接以宋器也是定瓷为范本，直到宣德时期，其铜制宣德炉器形也是仿自“定器”，而绝无“元器”这一说法，也为明证。
这件红釉盘的釉面，因烧制玻化程度差，给人一种烧成粘度大的感觉，尤其是盘的外壁，上部釉层薄，发色浅淡，色呈鲜红，下部釉层厚，颜色呈深红，上下结合来看，出现明显的“阴阳”二色，即聚釉现象。另外，盘内红地与花纹出现明显的红白相间的情况，这都是景德镇窑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其次，这件红釉盘为扣器，说明它是覆烧产品，上海故宫、日本出光美术馆各藏有一件同类瓷器，为正烧器物，可证明这一点，还说明这三件红釉盘都是定窑产品，而且是历史上著名的红定当中的一种产品。这也是定饶不分使陶瓷鉴定失去方向的一个显例。
其二，定窑不同于汝窑等只烧单一品种的窑口，而是同邻近的磁州窑一样，以生产多种产品闻名于世，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花瓷窑”。定窑花瓷并非是指印花、刻花之意，而是指颜色釉瓷或彩瓷，古称“色器”。早在北宋初期，除白瓷之外，定窑就有黑定、紫定、绿定、黄定等各色品种，可见花瓷实际上是指各类彩瓷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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