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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址的发现与发掘
在元、明、清时期，世人学习定窑技术、收藏定窑珍品、盛赞定窑功绩，虽说定窑已经消失但灵魂一直驻留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尽管经历了斗转星移、沧桑岁月的洗涤，并未抹去人们对定窑的记忆，但定窑留存于世的痕迹却荡然无存。几百年来，人们对定窑窑址的确切情况一无所知。时间进入20世纪初，销声匿迹了七百年的定窑，再次引起世人的探寻兴趣。
叶麟趾著《中外陶瓷汇编》（1934年出版）
1930年代初，中国陶瓷界的泰斗人物、北平大学教授叶麟趾先生（即叶赫那拉·麟趾，我国著名陶瓷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叶喆民先生之父）到曲阳进行考察，无意中发现了曲阳的定窑遗址，于1934年出版了《中外陶瓷汇编》一书，对外公布了中国历史上各个瓷窑的名称、位置、瓷品和典型特征等资料，叶老在书中还特别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对定窑窑址的考察和研究情况。《中外陶瓷汇编》已经成为后来寻找定窑、研究定窑所必读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作。此后，曲阳便开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中外古陶瓷学者蜂拥而至，进行实地考察。在众多的中外探寻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陶瓷学家小山富士夫，他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于1941年来到曲阳考察定窑，取得重大收获，写出了大量的考察资料和文章。其中，小山富士夫在日本《陶瓷》杂志发表的文章《关于定窑窑址的发现》中这样写道：“关于定窑窑址，象晴天霹雳一样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叶麟趾所著《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的一段记载。这本著作是仅有五十余页的小册，然而在最近刊行的颇有崭新的具体意见的陶瓷书籍中，却是最使我敬佩的作品之一。”
《<曲阳县志>卷十下 土宜物产考》记载龙泉镇曾生产定窑白瓷而且窑多 后因兵灾焚废
叶麟趾先生在《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中虽然确指了定窑在曲阳县内的大致方位，但没有明确找出核心窑址的具体位置，亦没有探寻挖掘。实际上，清光绪年间重修的《曲阳县志》有记载定窑的痕迹。《<曲阳县志>卷十下 土宜物产考》中记载龙泉镇属于山岭地区，土石相间，多不能种植禾麦，宜种树木，因有煤矿产优质煤，龙泉镇适宜烧瓷器，现在出黄瓷盆瓮，并指出龙泉镇曾出白瓷，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定窑，也有其他颜色的，宋代以前瓷窑很多，之后因兵灾焚废，（定窑白瓷）讲究传统工艺又有新技术，效益更好。这里所说的“兵灾”，应指金国入侵。这些记载可以说明，龙泉镇曾是定窑的生产之地。另据《<曲阳县志>卷六 山川古迹考》中记载，在曲阳县城以北六十里，龙泉镇西北灵山下方圆十里内有很多煤矿，旁边是涧磁村，在宋代以前有磁窑，如今已废弃。以上记载表明，龙泉镇涧磁村就是古代定窑所在地，至少是所在地之一。
《<曲阳县志>卷六 山川古迹考》中记载了龙泉镇在宋代曾有磁窑
《曲阳县志》还提供了更多的有价值的资料。据《<曲阳县志>卷六 山川古迹考》中说，根据《五代史》和《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上记载，龙泉镇今俗称南北镇，古时镇里设有镇使副瓷窑税使等官职。朝廷都向龙泉镇派有瓷窑税使官？这足矣说明此地的瓷窑不一般，至少是瓷窑很多、烧瓷量很大。
《<曲阳县志>卷六 山川古迹考》记载龙泉镇古时设有镇使副瓷窑税使等官职
上面提到《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记录了龙泉镇镇使副瓷窑税使事宜，那么到底记录了什么内容呢？请看下面的《曲阳县志》。据《<曲阳县志>卷十二 金石录 上》中的“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记碑”条记载：该碑立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在提名立碑的人中，有“XX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殿中使御史、充龙泉镇使、钤辖瓷窑商税务使冯翱”。没想到冯翱这个朝廷正三品大员竟然身兼六职！1950年代初，我国著名陶瓷考古学家陈万里先生首先发现这个史料的重要性和价值，把它写入了他在1953年发表的文章《邢越二窑及定窑》中，从此，这个史料和冯翱这个名字，已经被众多研究定窑的著作、文献所引用。“显德”是五代后周太祖郭威使用的年号，碑文刻于显德四年二月，说明在五代后周的时候，曲阳龙泉镇不仅有瓷窑，而且规模和产量已经相当大了，才有众多的官员在此收取瓷窑税并在此立碑。
《<曲阳县志>卷十二 金石录 上》记载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立碑人以及其他重要史料
更有意思的是，碑记中还讲述了唐末至五代藩镇以来，各军多以军职兼任龙泉镇税官，为多收财税大多都擅立名目、巧取豪夺，而且不盘剥百姓肥私的很少......说明唐代末期到五代这段时间，藩镇的统治是极其混乱和腐败的。下图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碑拓片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