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宁区回收旧书行情，长宁区回收旧书价格，2005年，由余世存主编的《非常道的中国话语》出版，该书以类似《世说新语》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蒋介石、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共两党，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等。分为：史景、政事、文林、武运、革命、问世、人论、英风、狂狷等共三十二编。其中，民国部分占据了绝大多数。本书趣味性极强，上市后数次加印。不仅如此，市面上还出现了几种跟风出版的图书品种。
正如多位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民国期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最自由的时期。在教育上，按照现代教育理念设立的大学蒸蒸日上，学术大师辈出，学术成果极其丰硕。在言论上，知识分子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空间，不仅胡适、陈独秀等人亲自办报，青年毛泽东1919年创办了《湘江评论》，号称“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
就民国时期的情形而论，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拥有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普遍较高。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是他们借用较为宽松的言论空间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此前，有相当一批图书对此有比较充分的反应。如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傅国涌的《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王芝琛的《一代报人王芸生》，散木的《乱世飘萍》等等。
显然，宽松的言论环境，为民国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创造了基本的条件。相当一批报人也因此脱颖而出。其中，最有名的一则故事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回到上海。在上海市长吴国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王芸生不止一次地痛斥政府腐败，反对政府学生。1947年7月，记者唐振常遭上海中统特务拘捕，王芸生得悉后，马上打电话给吴国桢，要他放人。吴国桢想推托。王芸生说：“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他们只好乖乖放了唐振常。正因为如此，包括范长江在内，以张季鸾、胡政之等为代表的一批民国报人的风骨，以及以张元济为代表的一批出版家，至今仍为人们所景仰。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南渡北归》，张鸣的《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等著作，对此有比较详细的描述。
此外，一些经历过民国的学界老人的亲身经历，一些后辈学者对学界前辈学术人生，人品风范的回顾，也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诸如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何兆武的《上学记》，张世英的《归途———我的哲学生涯》等等，在民国知识分子研究中，孙郁尤其注意一些重要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著作包括《鲁迅与周作人》《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鲁迅与胡适》《胡适影集》《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鲁迅与陈独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