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由于历经岁月的沧桑，多多少少都带有残损，但只要它体现了美，体现了艺术，哪怕是一小片都是有价值的。
而对于一些不熟悉的顾客，在初始的接触时，只能看到店里公开摆放和出售的古玩。第一次也只是做一些店面的交易。但商家手里秘藏的好少精奇绝的古玩，只针对那些长期交易的熟客。除此之外对以下的几种人，不但不提供鉴赏真古玩的机会，而且也不会与他们，进行任何交流沟通。这是古玩商界特殊的人文现象，同时也是不成文的行规。
殷商晚期“无文铜贝”作为中国原始的金属货币开始出现，以替代部分贵重天然贝的实物货币职能。而至西周晚期，除铜贝外，还流通一些无一定形状的散铜等金属称量货币。但无论是天然还是金属材质，贝作为主要的实物货币一直沿用到春秋时期。春秋至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流通中需要分割和鉴定成色的金属称量货币难以适应，而被金属铸币所取代。但这些上古的贝币至今价值犹存，在中国汉字中，财、贵、贫、资、购等与实物价值有关的字多数离不开“贝”字，而在当今的古钱币拍卖场上数千元的成交价依然能看出收藏者对其特殊的喜爱。
2010年中国嘉德春拍，一件战国时期赵国大型“武阳”背“一两”三孔布以352.8万元的高价成交，刷新当时中国古钱币拍卖纪录。无独有偶，同年秋拍，一件战国时期燕国“安阳”方足布铜范以224万元高价成交。前者虽属圆足布但因其三孔制式特殊而存世十分稀少，弥足珍贵;后者是钱币界公认的铜范鼻祖，也证明了先秦早使用铜范铸币的国家是燕国，在中国铸币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东方的齐国和北方的燕国主要使用刀币，因此刀币主要分为“燕明刀”和“齐刀化”两大类型。刀币形状取象于山戎、北狄等北方游牧民族渔猎用的刀类工具，齐刀面因有“化”字文而被称为“刀化”。按其形状，刀背分弧背、折背、直背，刀首有平首、尖首。按刀面上的文字，齐刀又可分为三字刀和六字刀。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齐返邦长大刀”六字刀背“日”以149.5万元成交。
元代曾铸行过少量铜钱，但货币主要流通纸币，这在中国古代是较突出的。元代的纸币称为钞，“”的称谓来源于此。原钞本不许挪用，纸钞发行量有严格限制。但元末滥发纸币，导致物价飞涨，加速了元朝的灭亡。明代吸取教训，以白银和铜钱作为主要货币。白银被铸成一定标准的银锭虽从元朝开始，但在民间真正意义上的广泛流通则是在明朝中叶。
“元宝”一词正是元人对金银的称呼，即“元代之宝”的意思。“银”、“钱”为明代经济的复苏与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时“钱”的质材由青铜转为黄铜，但中央官办的统一印制使得此类钱币制式标准统一且数量繁多，很难在当今古钱币市场取得较高的价格。但明末时期少数农民所铸的货币则价格甚高。
2011年春拍，中国嘉德推出的两件西王赏功金、银制币都取得高价，前者以230万元成交，后者也获得55.2万元的高价。此币为明末与李自成齐名的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定国号“大西”后铸造“大顺通宝”钱时，为奖励有功将士所铸，故称“西王赏功”钱，分金、银、铜三类，因铸币量稀少而弥足珍贵，与存世量颇多的“大顺通宝”和李自成的“永昌通宝”形成鲜明对比。
，元朝泰定帝也孙铁木儿泰定年间(公元年)铸行,钱文汉文，楷书直读,小平光背。由于元朝以“宝钞”为主流货币，铜钱只用于对社会上层、贵族、官吏的赏赐、馈赠和佛寺的供养，故其铸量不多，今之存世量极少。笔者藏有一品，边廓完整，面文清晰，得之不易。
而所有这些从事考古鉴定半路出家来从事古玩鉴定的所谓专家、学者，其实际的古玩鉴定的经验、水平、能力和起点其实并不高于所有入门级涉足古玩鉴定、古玩收藏甚至古玩买卖的任何人，而且如果其思想僵化、自以为是、不能正视现实的话，则其作为、过程和结果必更远远低于、卑于、劣于古玩新人!因为古玩新人的立足点和起始点充其量是零而决不会是负数，他们的头脑是一张未被浸染的白纸，学什么、写什么、记什么便就是什么，没有顾虑，没有门槛，没有条条框框;而所有那些从事考古鉴定半路出家来从事古玩鉴定的所谓专家和学者则不同，思维已成定式，头脑早已装满并不也同样适用于古玩鉴定的经纶而不去删除与更新，对古玩鉴定而言，这些不适用、不实用因而不可使用的条条框框便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和多余的负担，是负数，是羁绊!
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官面上明知道这些赃物就在古玩行中，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古玩商前脚刚将这些来路不明的珍宝从那些打家劫舍、挖坟掘墓的人手中收来，后脚就又迎来了达官贵人。这些人有的是自己收藏，有的是行贿上级。即使出了事，古玩商也有的说：“您查的那个翡翠白菜，因为我上次欠和珅大人一个人情，所以刚送到他的府上。如果您要查一查这物件，我给您去追回来?”这样的一个说辞，即使是官家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