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古玩鉴定与收藏的土专家就都不在少数。他们的理论水平甚至文化水平往往并不高，有的甚至还相当低下，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认。但是，他们经验丰富、眼光犀利、视角独到、诀窍精妙、功力深厚、甄别精准、绝少例外。多少年来，他们因循口耳相传的师承传统，重实用和实战，相对而言，对经验的总结不够，对材料的搜集、整理、补充、加工、提纯等严重缺失，导致经验主义至上和泛滥成灾，几乎所有的土专家都无可避免地重复着前人所走过的入门、吃药、上当、辨识、精进、成才、带人的老路。系统理论的缺乏造成了大量的人财物力的浪费，而且极不利于古玩鉴定知识、技能、方法、诀窍的传播与推广。
古玩鉴定不是理论探讨或理论研讨，而是事关古玩物件本身生死、善恶、真假、美丑、是非立判的实战。任何理论化、理想化的想法和倾向，都足以导致无视历史、抹杀艺术、扭曲真实，造成古玩鉴定领域里的“草菅人命”、“滥杀无辜”、颠倒黑白的冤假错案的发生，产生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而这样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又是不是每天都在繁衍和发生呢?谁又能统计得出每天、每月、每年的总量呢?
古玩鉴定只有正误、对错、是非，没有专家、学者、权威!摆什么臭架子、装什么死皇帝!在恢弘浩瀚的历史面前、在摄人心魄的艺术面前、在鬼斧神工的工艺面前、在真假是非莫辨的客观真实面前，无论你是学富五车的专家，是汗牛充栋的学者，是德高望重的权威，还是目不识丁匹夫，都是小学生、都是活孙子!
光背《元史食货志》：“至大三年(1310年)初行钱法，立资国院，泉货监以领之，其钱文‘至大通宝’，一文准至大银钞一厘;曰‘大元通宝’者，一文准至大通宝钱十文。”
元朝元武宗海山，至大年间(公元1308～1311年)铸造。文字形制极为精美，有以孤品背龙纹者尤其精致，疑为开炉试铸样钱。另有铅钱孤品，系雕母。中国古钱“五十名珍”之一。
蒙古国祭祠人员从蒙古国来到宁夏开城遗留的。包浆熟旧。开城有忽必列的行宫。42毫米，22克重。1953年开始到1970年，蒙古国成吉思汗的后裔每年来宁夏固原市开城成吉思汗行宫祭祠。2005年，宁夏考古队在开
辽道宗在位时，每逢改元必铸新钱几成定制，《辽史食货志》上却对清宁年间铸钱之事失载，只说“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大)康、曰大安、曰寿隆(昌)，皆因改元易名。”从实物看，大安改元后所铸的平钱，主要以“安”字的长短来区分，有长安、短安之别，除长安稍少外，短安铸量尚多。
金章宗完颜泰和年间(1201～1208年)所铸。金是女真族建立的，在立国初期，先灭辽，后亡北宋，成为与南宋对峙的国家。在货币制度上，金初用宋、辽和伪齐铸币，后在中都(今上海)和上海(今开封)设“交钞库”，管理和发行纸币。
金代行钞早于铸币，直到金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年)才开始设监铸钱。由于金人已掌握了北宋先进的铸币工艺，加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所铸钱大多轮廓深峻，文字秀美，范型规整，制作精湛。
金章宗在位时所铸的“泰和通宝”钱，分五等币值，以折十型楷书大钱为珍罕，相传钱文乃章宗御书。章宗以善写宋徽宗瘦金体闻名，所铸泰和钱，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钱文书法，都颇具徽庙遗风。《金史食货志》载：“四年(1204年)八月，定从便钱法。后铸大钱，一值十，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并行。”史料中所记载的折十大钱是“重宝”，而“通宝”大钱则未见记述。谱录中有宽缘、细缘两种版式，细缘类又有大字、小字之别。民国时藏泉家有之，如获拱璧。是品“泰和通宝”折十楷书大钱，径4.23厘米，重19克，属细缘类，与谱载之物小有区别，应为新版。目前楷书折十大钱存世量当在10枚之内，不失为古泉名珍之一，每枚市场参考价25万元左右。
品篆书“”铜质大钱，直径5.1厘米，重29.4克,背有双龙纹，穿口上下有篆书“至大”纪年，其铸造精良，当属至大年间纪念币性质的开炉大钱，相当珍贵，昔被列为古泉五十名珍之一，目前市场参考价15万元左右。
价格是古玩价值的体现，但并不是所有的古玩都有很高的市场价格。决定古玩市场价格的因素，除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外，还有这件古玩所承载的名人效应、完整程度、市场热门程度，还有珍稀程度，只有当所有这些因素都具备的时候，它的市场价值才是高的。所以说古玩一定是古物(或旧货)，但不是所有的古物(或旧货)都是古玩，这是有本质区别的。
考古鉴定的方法主要有碳14等科学鉴定法、类比法、类推法、佐证法、归类法等等，而古玩鉴定的方法主要是经验主义的目测、手感、嗅觉、听觉感知、比对法，如今虽有X光、热释光等科技手段的参与和尝试，但由于重要历史数据的严重断裂、缺失与残破，导致其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大大降低，兼之费用巨大、有的还要破损原件等诸多原因，所以只能屈居辅助地位，远不能独立成军。这就在客观上使得古玩鉴定的方法在路径、重点、核心、手段、结果等方面具有不可避免的差异性、弹性和随意性，给伪学者和假专家摇唇鼓舌、招摇撞骗、损人骗财留有兴风作浪的余地和空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