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当然是密不可分的，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理论家，也没有纯粹的实战家。但他们毕竟术业有专攻，倾向各不同。不是说学者就不如专家，也不是说学者就没有用武之地，更不是说理论和理论研究就毫无意义和价值;而是说学者和专家各有自己的领地和专长，可以互相渗透、修炼和转化，却不可以互相替代和取代;学者的本分在专家未转化为学者之前是不能胜任的，不胜而任就会出丑、露怯、丢人，同理，专家的工作和任务在学者未锻炼、修炼、转变为专家之前也是不能越俎代庖的，硬要舞刀上阵则必然力不从心、手不随眼、脚不跟步，漏洞百出、饴笑方家!
而所有这些从事考古鉴定半路出家来从事古玩鉴定的所谓专家、学者，其实际的古玩鉴定的经验、水平、能力和起点其实并不高于所有入门级涉足古玩鉴定、古玩收藏甚至古玩买卖的任何人，而且如果其思想僵化、自以为是、不能正视现实的话，则其作为、过程和结果必更远远低于、卑于、劣于古玩新人!因为古玩新人的立足点和起始点充其量是零而决不会是负数，他们的头脑是一张未被浸染的白纸，学什么、写什么、记什么便就是什么，没有顾虑，没有门槛，没有条条框框;而所有那些从事考古鉴定半路出家来从事古玩鉴定的所谓专家和学者则不同，思维已成定式，头脑早已装满并不也同样适用于古玩鉴定的经纶而不去删除与更新，对古玩鉴定而言，这些不适用、不实用因而不可使用的条条框框便反而成为沉重的包袱和多余的负担，是负数，是羁绊!
王翚山水画价格 清“四王”是指明末清初活动于江南地区，以摹古见长的四位山水画家，他们就是大名鼎鼎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王”的山水画主要承习的是董其昌的衣钵，师承元人一体,大多以黄公望为宗师，画法主张师古，笔笔讲求来历、出处。创作思想代表当时清宫廷画派。其中王时敏、王鉴为董其昌的画友，王翚是他们的学生，王原祁是王时敏的孙子。他们四人共同的特点是：山水画趋于传统，法度严谨，底蕴深厚，甚得元人三昧 ,因而深受皇家的青睐，被奉为绘画的“正宗”而影响甚大，他们的画格几乎统治整个清代乃至民国。从艺术上讲，如果将“四王”细分，又可分两类：王时敏和王原祁祖孙更注意笔墨风格，追踪黄公望，被称为“娄东派”。王鉴、王翚的画路较宽，力图集古人之大成，他们不局限于董其昌的天地中，在吸取传统的同时，注意取法自然，作品在摹古中求变化，尤其是王翚侧重笔墨美，被称为“虞山派”的代表人物。循规蹈矩的“四王”派系由于受皇室扶植推崇，终导致清山水画一蹶不振。民国时期乃至现代对“四王”的艺术评价并不高。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四王”的作品在市场上受到了藏家的极大关注，其价格一路看涨，尤其是他们的精品，更是备受藏家的青睐，并成为拍卖场上的抢手货。
2000年以后，四王的作品在市场上受到了藏家的极大关注，其价格一路看涨，由此也带动一批清代乃至明代书画家作品价格的上扬。2001年王时敏的一幅隶书作品拍至50.6万元;同年，其《富春江山居图》以590万元高价成交;2005年他与吴历合作的《夏山图》在保利以880万元拍出。
王鉴作品流传下来的较多。2000年，王鉴《仿巨然清溪待渡图轴》在香港佳士得以109.71万元成交;2002年，《溪烟远岫图》立轴在中贸圣佳以39.6万元成交;2004年，《仿古山水十开册页》在中国嘉德以1265万元成交;2006年，《溪云初起》立轴在中贸圣佳以440万元成交。
王原祁的一幅《仿黄公望秋山图》手卷1994年在纽约以34.35万美元成交;2002年保利春拍，王原祁《仿宋元山水册》(十开)后以2420万元成交易主，创王原祁作品市场高价;2009年北京秋季拍卖中，王原祁的《层峦耸秀》以616万成交。
王翚(王石谷)幼时承家学，后从师王鉴，又向王时敏求教，遍摹两家藏品，以后曾得康熙赏识，赠“山水清晖”四字以褒奖。2001年，其《溪山行旅图》卷在北京翰海以599.5万元成交;2005年，《溪山行旅图》卷在保利以1870万元成交;2006年，《荷庄清夏图》在保利以891万元成交。而在今年的中国嘉德2011年秋拍，他的《唐人诗意图》则创造了1.265亿元的高价。
古代书画近年来一直稳定上涨，其中，“四王”(四王是中国清代绘画史上一个著名的绘画流派，其成员为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人，因四人皆姓王，故称四王)的山水画更是成为亮点：保利去年11月拍出的王时敏作品《仿各家山水册》，以1.2075亿元成交;中国保利2011年秋拍的王翚《唐人诗意图》，以1.265亿元成交，《仿各家山水册》更创造了王时敏作品拍卖的新纪录。
古玩鉴定是一项实战性、实用性和实效性都极强的科学、严谨而严肃的系统性、工程性工作，其首要的、核心的任务就是区分新旧、辨识真假、甄别伪赝。而学者由于工作的环境、对象、氛围的局限，实战上手的机会并不多，很多学者自己并不同时也是同类研究对象的收藏家甚至收藏者，他们大多仅仅局限并满足于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的搬运、转述、整理与研究，而他们关注、探讨和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程度，都严重脱离古玩市场的实际，严重背离古玩鉴定的立场、方法和原则，理论化、理想化、教条化问题突出，毫无针对性、区分性、实用性和实战性、实效性，以现成的考古鉴定的理论体系、方式体系、方法体系生搬硬套古玩鉴定，其结果就是眼高手低、漏洞百出，或指真成假，或认假为真，或辨新作古，或论古做新，外加简单化的粗暴、玄虚化的解说、程式化的刻板、表面化的肤浅、威权化的自得、金钱化的取向，把个古玩鉴定的市场闹得是鸡飞狗跳、莫衷一是，出尔反尔、自相矛盾，主观随意、毫无诚信，绝对自我、崇尚金钱，出卖良知，恬不知耻!
考古鉴定对象的真实性往往不容也不必质疑，至少基本不会有假冒伪赝之虞，其起点有若司法领域的“无罪推论”;而古玩鉴定对象的真实性是首先甚至是必须质疑的，毕竟古玩领域历来都是假多而真少，其起点则有如司法领域的“有罪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