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馈赠和收藏还能够使市场上的新老真假古玩销售兴旺。但是当经济下行时，馈赠礼品的少了，不懂古玩的也不敢买了，敢买的企业家们也受到经济下行的影响先后退出市场。剩下的只有行家、玩家和有眼力的商家支撑市场。这些顾客不受经济下行的影响，只要是好、少、精的古玩仍然收藏。经营工艺品和假冒古玩的商户，面对当下形势，在竞争中必会逐渐淡出市场。
古玩行里的规矩很多，有一些还很奇怪。主要分两大类，一类是古玩商需要遵守的，一类是古玩买家要遵守的。过去无论是经营古玩生意的还是收藏古玩的，只要进入古玩行业就要了解和懂得行内的规矩或习惯，否则就无法真正入行。(以下说法，全部以实体古玩店为主，有部分不适用于网络拍卖)
自古以来，古玩鉴定与收藏的土专家就都不在少数。他们的理论水平甚至文化水平往往并不高，有的甚至还相当低下，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认。但是，他们经验丰富、眼光犀利、视角独到、诀窍精妙、功力深厚、甄别精准、绝少例外。多少年来，他们因循口耳相传的师承传统，重实用和实战，相对而言，对经验的总结不够，对材料的搜集、整理、补充、加工、提纯等严重缺失，导致经验主义至上和泛滥成灾，几乎所有的土专家都无可避免地重复着前人所走过的入门、吃药、上当、辨识、精进、成才、带人的老路。系统理论的缺乏造成了大量的人财物力的浪费，而且极不利于古玩鉴定知识、技能、方法、诀窍的传播与推广。
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要说中国古代艺术辉煌时期(商中期至清末)大约三千多年，而中国铜镜艺术的鼎盛时代就雄踞了一千多年。阶段：约从公元前500年的春秋晚期至公元前206年的战国结束，历时将近三百年。第段：公元前206年的西汉到公元220年的东汉止，历时四百多年。第三阶段：约公元600年至907年的隋唐，又是三百多年。
在日本、越南、俄罗斯和阿富汗及伊朗等国均了不少中国古代铜镜。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便记载了三国魏晋时代倭女王(今日本)遣使到来中国进贡，魏王便赏赐予“铜镜百枚”的资料，这说明早在汉代，精美绝伦的中国铜镜，已经成为周边国家难得的珍贵礼物。在日本的考古中也发现了中国的魏镜和吴镜，以及当地仿制的“倭镜”。
3、爱情婚姻的信物
在上者以至民间的赠镜活动，无形中推动了铜镜制作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使铜镜成为精美的日用工艺品，并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
浙江临安五代时期的墓中便有发现于前后墓室屋顶暗窗中置铜镜的。另外，在《汉书。霍光传》霍光死后所用“东园湿明”释曰：“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敛并盖之。”亦说明了古人以铜镜随葬的习俗。
拿古代铜镜与现代玻璃镜子相比，前者虽然不及后者清晰，但是其身上的艺术性是后者比不上的。汉代早期，铜镜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繁缛细密的龙凤蟠螭纹饰变为卷草纹、星云纹、吉语，出现了草叶纹镜、星云镜及各种铭文镜。到了唐代，铜镜体现了盛唐风韵的华丽气象，纹饰以麒麟、奔马、鸾凤、吼狮及西域传进的各种花卉、不知名的或奔或卧的怪兽等为主。铜镜身上的装饰纹路，直接代表着古人的审美眼光。
铜镜成为“花好月圆”的象征，“破镜重圆”的故事就是好的说明。铜镜大多是圆的，圆形在中国古代有圆满、团圆、吉祥之意，也象征爱情婚姻的美满。因此在古代，铜镜就常用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或嫁妆之一，如双凤镜、雀绕花枝镜、瑞兽鸾凤葡萄镜等。唐镜中的许多铭文就表达了男女相悦之情。
在古代，无论达官贵人还是文人墨客，甚至三教九流的人士，可以说没有人不喜欢古玩。这原因就在于古玩有价值。有的人用钱来衡量古玩的价值，有的人拿文化来衡量古玩的价值，还有的人用古玩来彰显自己的身份价值。多种原因注定了社会上各个阶层与古玩行的密切关系，也注定了古玩行的基数群体非常庞大。
当时的文人对古玩商的态度也都很客气，并没有因为自己学识高而轻看这些古玩商，相反还经常前往古玩行中询问近有没有新进的宝贝。有钱的文人可以将东西买回家研究，而一些生活比较拮据的、比较穷的文人则只能向古玩商借出研究。古玩商也都很尊敬这些文人，甚至很多理论上的知识还要与这些文人请教，一般的借出请求都会答应，所以文人墨客与古玩商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
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官面上明知道这些赃物就在古玩行中，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古玩商前脚刚将这些来路不明的珍宝从那些打家劫舍、挖坟掘墓的人手中收来，后脚就又迎来了达官贵人。这些人有的是自己收藏，有的是行贿上级。即使出了事，古玩商也有的说：“您查的那个翡翠白菜，因为我上次欠和珅大人一个人情，所以刚送到他的府上。如果您要查一查这物件，我给您去追回来?”这样的一个说辞，即使是官家也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