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进、吸收伊斯兰教地区的技术和文化艺术，其发生、发展与繁荣，与对外文化、经济交流有很大关系。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器，是用含氧化钴的钴矿为原料，在瓷坯上描绘纹饰，再罩上一层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钴料烧成后呈蓝色，具有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的特点。
目前发现最早的青花瓷标本是唐代的；成熟的青花瓷器出现在元代；明代青花成为瓷器的主流；清康熙时发展到了顶峰。
明清时期，还创烧了青花五彩、孔雀绿釉青花、豆青釉青花、青花红彩、黄地青花、哥釉青花等品种。
陶瓷是连接中世纪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纽带，同时又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
中国古代陶瓷的对外交流始于汉晋六朝，发展于隋唐宋元，鼎盛于明清时期，海洋交流区域逐步从东亚岛弧扩展到印度洋两岸、乃至大西洋两岸，瓷器成为古代世界“中国制造”的标志产品。
青花瓷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引进、吸收外来技术和文化艺术，是中国与伊斯兰教地区文化与经济交流的结晶。
明永乐 青花花卉纹执壶
高38.8cm，口径7.4cm，足径11.5cm
故宫博物院藏
明初青花仿伊斯兰银、铜器造型者很多，除执壶外，还有折沿盆、花浇、盘座、烛台、扁腹瓶等。此器形仿自伊斯兰银水注。
青花瓷主要有两种额色（即蓝、白两色），而蓝、白两色并不是汉民族文化崇尚的颜色。青花瓷的色彩和釉下彩装饰技术与中国瓷器传统的单色调及刻画装饰差别很大，甚至可以说，青花瓷器的出现是与中国瓷器传统生产工艺的一次决裂。
青花瓷器起初并不受欢迎，明人曹昭在成书于洪武二十年的《格古要论》中记述“古饶瓷”时说——
“御土窑者，体薄而润醉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薄，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大者、足素者，欠润。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
曹昭的描述反映了当时士人对青花瓷的态度，很显然，这种新品瓷器不受汉族士绅的欢迎，他们认为，带有“青色”和“五色花”的瓷器显得非常粗俗。同样，《格古要论》对“大食窑”的评价是——
“以铜作身，用药烧成五色花者与拂郎嵌相似，尝见香炉花瓶合儿盏子之类，但可夫人闺阁中用，非士夫文房清玩也，又谓之国窑。”
对“大食窑”作如是评价的士人想必不会对源自“大食窑”技术的“景泰蓝“有更好的看法。因为，此类具有浓郁异域风格的器物不符合生长于农耕文化氛围中士绅们的审美习惯。
明人张应文在《清秘藏》中赞誉宣德青花——
“我朝宣庙窑器，质料细厚，隐隐桔皮纹起，冰裂鳝血纹者，几与官、汝窑敌。即暗花者、红花者、青花者，皆发古未有，
宣德时所用青料据明万历时王世懋《窥天外乘》和黄一正《事物绀珠》中所记为“苏麻离青”，这种青料含铁量高，含锰量低，在适度的窑炉气氛下烧成后能呈现宝石蓝般鲜艳的色泽，但由于含铁量高，在青花色彩上常自然形成不均匀的黑色结晶斑点，与艳丽的蓝色相互映衬，更增其艺术魅力。此罐之青花色泽即具有这一时代特征。
蓝、白两色是阿拉伯、伊斯兰教地区所崇尚的颜色。著名伊朗商法篇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说，蓝色是下波斯和波斯血统民族的皇家颜色。因此，蓝色作为尊贵的颜色出现在伊斯兰地区的宗教场所、王宫和丧葬仪式上。伊斯兰地区各地清真寺的穹顶、门柱门楣以及外墙都不同程度地装饰着蓝色。
此外，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西域各民族以及与之交往频繁的中亚、西亚各民族，他们对白色的认识与汉民族也存在差别，这些民族以白色为“吉色”。经过长期尚蓝、尚白审美传统的积淀，蓝色和白色成为这些民族满足宗教、王权和风俗需要的色彩。这是中亚、伊斯兰和中东地区喜爱“青白瓷器”的主要原因。伊朗阿德比尔神庙收藏的明代青花瓷，除了阿巴斯大王自己的收藏外，还有一些是萨菲王朝贵族和重臣的收藏，而且他们通常在青花瓷上钻刻自己的印记，这表明，在中世纪的伊斯兰地区，青花瓷是一种珍贵的财富。
青花瓷釉料中很重要的一个原料是青花钴料。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对扬州出土的唐青花瓷枕进行了科学实验，得出——
“唐青花瓷着色元素为低铁、低锰、低铜的钴料，与国产高锰钴料明显不同。从其低锰的特点来看，与景德镇元青花瓷色料相近。”
通过进一步的科学测试证实，样品用钴料是以低铁、低锰、低铜为特征，含硫，属硫钴矿，并通过与世界上的钴矿组成作比较，得出唐青花钴料并非取自中国本土，其来源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商人从中亚或甘肃等地获得，经丝绸之路传入；
另一种是在河北某地的钴硫化物矿与黄铜矿伴生矿区偶然获得。
通过青花瓷装饰特征、考古发现地、销售对象及出现的时代背景等综合来看，唐青花毫无疑问是唐代与中近东等地外来文明密切碰撞中出现的。
元代开始，中国与西域世界的主要交流对象是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交流的主打产品往往是通过青花瓷来完成的。由郑和下西洋开创的明初海陆朝贡贸易体系，更是将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到极致。
青花瓷大量输出伊斯兰地区，得到那里上至君王及达官贵族，下到一般平民百姓的喜爱，早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的主流装饰风格就是为适应这一市场而设计的。
而青花瓷器的输出海外，又促进了中外青花原料与技术的交流。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生产无论产量还是质量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以其胎、釉的精细，青花的浓艳，造型的多样和纹饰的优美而负盛名，被称为是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
中国青花瓷器，已牢固树立了在世界瓷器市场的霸主地位，并一次又一次地攀上了世界艺术殿堂的巅峰。
青花瓷器早期所用颜料大都是产于阿拉伯——伊斯兰地区。青花颜料是烧制青花瓷器的着色剂，不同的钴料，因呈色差异而直接影响青花瓷器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效果。
元青花瓷器最初使用何种颜料，未见考证，直到元朝中期才出现了进口的“苏麻离青”料，并被广泛使用在青花瓷器工艺中，特别是专供皇室使用的官窑瓷器以及对外贸易的外销瓷器上
“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年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鬃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
行对外开放，许多阿拉伯人将阿拉伯地区的宝石、香料等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中国，然后又将中国的丝绸、瓷器等运到阿拉伯地区销售。当他们发现产于伊斯兰地区的“苏麻离青”料比青花瓷器的现用颜料更美观时，便将其带来中国试用。这一试便试出了中国青花瓷器的辉煌巅峰。
“苏麻离青”在高温中烧成，发色深蓝苍翠，产生自然晕散的料晕，浓处有黑色结晶斑，闪烁着宝石光泽，色浓处深入胎骨，形成凝聚的结晶点，立体感非常强，用手抚模，有凸凹不平之感。由于“苏麻离青”料所具有的不可模仿的得天独厚的特点，在元中期至明早期的官窑生产中广泛使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朝的杰出航海家郑和，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间7次“下西洋”，从阿拉伯国家带回了大量的“苏麻离青”料。
对景德镇元及明初官窑青花钴料来源的研究，最早始于英国。
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考古实验室的学者在1956年提出景德镇所用青花钴料14世纪（元至明初）源于伊斯兰，15世纪初中国才发现钴矿。
对于元青花，学术界的观点比较一致认为。绝大多数精美的元青花大器是用进口钴料烧制的，虽然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瓷器使用的钴料有进口青料、国产青料、二者并用于同一件器物上三种情况，但使用最多的还是进口青料。
“回青纯则色散而不收，石青加多则色沉而不亮。每两加石青一钱，谓之上青。四六分加，谓之中青。中青用以设色，则笔路分明。上青用以混水，则颜色青亮。真青混在坯上，如灰色然。石青多则黑。”
文献记载说明，当时对于青料的配置和成色效果已经能很好把握。元明时期，由于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大量生产，中国陶瓷输出贸易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显繁荣。显然，明代与中亚、西亚密切的海、陆朝贡贸易，构成了青花瓷器在广大伊斯兰地区完整的贸易圈，这一现象对双方陶瓷文化交流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青花瓷器的图案文饰大量吸收了阿拉伯地区的风格。
元、明时期，青花瓷器的图案除山水、人物、花鸟等中国传统图案外，也有回纹和卷草纹等典型的阿拉伯文饰。用伊斯兰文和阿拉伯文做装饰的青花瓷器，从元代中期开始，历经明永乐、宣德、成化、正德等各朝，均有此类传世珍品。
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官博物院、日本及中东国家多有类似品种收藏，是我国元、明时期与伊斯兰国家经济、文化友好交往的珍贵见证。
伊斯兰文化“尊奉独一的真主安拉，反对偶像崇拜”，所以“在他们的清真寺中。几乎都是植物和几何图案，而没有人和动物的画像和雕像。但是阿拉伯的艺术家，匠心独具，他们利用阿拉伯字母和几何图案，把清真寺装饰得华美壮丽。”
伊斯兰文化的图案装饰中，采用的题材是植物花卉，它常采取繁缛的缠技图案，以柔美的曲线为主，有规律地展开蔓延状的花、果，叶、藤等植物图案。这种特征和审美取向同样体现在了永乐、宣德时的青花瓷上。
阿拉伯书法也是永宣青花瓷上的装饰题材之一，它通过点线的搭配和变化无穷的组合，布局跌宕起伏，具有流畅的韵律美。青花卧足碗、青花无挡尊和前面提到的青花折沿大盘等器物上均以阿拉伯文作为装饰，是这一时期富有代表牲的作品。
穆斯林向来比较重视天文学和数学，随着农业和航海发展的需要，其天文学更发达。数学又与天文学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阿拉伯的数学也发展到了较高水平。他们创立的几何形装饰体系显示出对数学抽象思维的喜好与理解。从青花瓷的造型到装饰，几何形的排列几乎无所不在。在图形方面常见的有八角星系列、变体图形、六角、五角、三角、棱形、圆形、八方、六方、棋盘格、工字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