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鉴定的目的是肯定和昭示鉴定对象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人文价值、学术价值、标识价值的有无与高低，而古玩鉴定的目的则是揭示鉴定对象的真实面目，确定其新旧程度、优劣品位和经济价值。
古玩珍宝并不是古玩行生产出来的，而是古玩商以各种手段和方法购买来的，追其源头，绝大多数古玩的来源都不正当。而古玩行则成了那些衰败的贵族、当铺和打家劫舍、挖坟掘墓的人出货、销赃的渠道，也只有古玩行能将他们手中的宝贝直接变现。而他们来古玩行兜售主要的原因是能保证他们全身而退。在古玩行中，替买卖双方保密是基本的规矩。古玩商又能凭自己的知识和眼力从他们手中以低的价格买到珍贵的宝贝。
古玩界里，买卖双方进行交易时一般不应有第三者在场，不懂行规的劝其离开，懂行规的会主动回避。因为交易信息被泄露极易造成各种纠纷和误解。
由于夏以前无地下史料，只能依附传说，因其中华文明史只能从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夏以前是否有中华文明的遗存，中国考古界一直期待着能够找到实物依据。早在20世纪30年月，中外考古学家就踏上了寻找中华5000年文明起源的征程，他们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陶器刻划的符号去寻找，从大汶口文化遗存陶器刻划的“文字”等迹象去寻找，试图以此论证中华文明起源可以早到距今5000年甚至6000年，但并未到达预期目的。
20世纪80年月初，随着辽河流域红山文化考古获得重大发现，专家们在辽宁省西部山区发现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东山嘴大型石砌祭坛遗址，随后又在与其相距50公里的辽宁省凌源市、建平县接壤处的牛河梁村发现一座女神庙、数十处积石大冢群以及一座面积约4万平方米类似城堡或方形广场的石砌围墙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和树轮校正，确定这些遗址距今已有5500年。
从1983年先，考古事情者对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举行了多次掘客，了包罗红山女神头像、陶质塑像、彩陶、玉雕龙等大批细腻绝伦、世所有数的文物。特殊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对遗址中第16所在中央大墓的掘客，首次发现了大型玉人、玉凤等红山文化精品，同时发现这座墓葬是有意在坚硬的花岗岩上挖掘的，营造极其费工费时，是从未发现过的史前墓葬，说明墓主人的特殊尊贵。
考古专家们在对上述考古遗存举行研究时发现，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结构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修建结构按南北轴线漫衍，而且注重对称，有中央和两翼主次之分;女神庙有主室和侧室，泥塑残块证实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积石冢群都在山顶或小山包上，具有山陵性子，冢群中央是大墓，周围有许多陪葬的小墓，墓中有的完全没有或仅有少量的随葬品，有的则随葬有大型细腻玉器，从中可以看出氏族成员的品级分化相当严酷，已具有“礼”的雏形。
郭大顺说，中国传统史学一直以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象征中华5000年文明的考古证据在辽河流域一再被发现，证实中华文明起源不是一其中央而是多中央，包罗辽河流域在内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相对而言，本来应该是古玩鉴定比考古鉴定更为浅易和简单，而考古鉴定比古玩鉴定更为深奥、复杂和系统。
学者与专家之不同在于：学者专理论、长理论、擅理论而少实践、缺实战、不实用，而专家则正相反，重实践、尚实用、善实战，至于理论则因人而异，总体而言远不如学者理论的系统、细致、严谨和周密，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实用即可、够用便罢。一言以蔽之，学者是理论家，而专家是实战派。
价格是古玩价值的体现，但并不是所有的古玩都有很高的市场价格。决定古玩市场价格的因素，除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外，还有这件古玩所承载的名人效应、完整程度、市场热门程度，还有珍稀程度，只有当所有这些因素都具备的时候，它的市场价值才是高的。所以说古玩一定是古物(或旧货)，但不是所有的古物(或旧货)都是古玩，这是有本质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