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出土的玉器中，绿松石饰品是唯一贯穿整个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种类，三期的绿松石在数量上最多，也最精美，有绿松石片和绿松石串珠，一般用作眼饰、耳饰和串饰。绿松石片形状有三角形饰、扁圆形饰等。
二里头的绿松石镶嵌技术已比较成熟。其中，以国宝级文物——大型绿松石龙形器为最，其用工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这件绿松石龙形器长约65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又细又小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十分生动传神，是中华民族龙图腾的根源，是真正的“中国龙”。
“在学术界，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到关注。在二里头时代，它也的确与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许宏说。
除了这件龙形器，能代表当时绿松石镶嵌工艺的，还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兽面铜牌饰，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铜牌饰。其中，四期出土的一件铜牌饰置于墓主人胸前，正面用许多碎小的长方形绿松石片很整齐地镶嵌成兽面纹，四角四个穿孔钮上下两两对称，可系绳，形象生动，制作精巧。
牙璋
承上启下玉文化
陈雪香说，从目前出土的玉器来看，二里头时期虽然还没有形成规律的用玉制度，玉器制造业并不十分发达，却是夏代玉器的代表性形态，对中国源远流长的玉文化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二里头不同文化分期的用玉情况和治玉技术的进展的背后，则是中原王朝势力的消长。
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现。这些带刃的礼玉，都与其本来的装柄方式和用途无关，而是表现贵族的权威，作为在宫廷上昭示君臣关系的“玉圭”或“笏”来使用的。
“在二里头遗址都邑，这些玉礼器与宫城、大型宫殿建筑群的出现大体同步，表明王权以及用以维持王权的宫廷礼仪已大体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