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为何有如此魅力？它的市场前景如何？
青铜器承载悠久历史文化
青铜器历史悠久，早在公元前18世纪前的夏朝，就已能生产很复杂的青铜器。到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中国青铜器达到鼎盛时期。那时青铜器只是上层贵族享用物品，平民百姓无法享受。直到公元前3世纪，青铜器发展步入最后阶段，青铜器不再为少数人所专用，而成为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
青铜器是民国藏界“龙头”
几乎每一件青铜器背后都有一个传奇故事，以毛公鼎、大克鼎、大盂鼎为例。毛公鼎为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口饰重环纹一道，敞口，双立耳，三蹄足。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毛公鼎在陕西岐山县被挖出后，辗转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又从苏亿年之手购得，并赏给苏亿年1000两，此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1911年端方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被革命军所杀。之后端方后人因家道中落，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家购买，端家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大收藏家叶恭绰手中，存入大陆银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上海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的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其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后因生活困顿，将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鼎捐献，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后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
大克鼎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出土于陕西扶风县。该件大克鼎腹内壁上铭文共28行西周大克鼎文字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
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被永州总兵樊燮谗言所伤，遭朝廷议罪。幸得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援手，上奏咸丰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点，上下疏通，左才获脱免。潘乃当时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克鼎后遂以相赠，以谢当年搭救之恩。巧的是左宗棠同治年间又购进大盂鼎，后转让给潘祖荫。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铭文291字，记载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
民国初年，曾有美籍人士来华找潘氏商谈求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之巨。但终为潘家所回绝。30年代中叶，国民党当局在苏州新建一幢大楼。党国大员突发奇想，要在大楼落成后以纪念为名办一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以图无限期占有大鼎。然此拙劣伎俩为潘氏识破，婉言拒绝参展。
抗战时，潘达于请家人和木匠师傅帮忙，连夜把克鼎、盂鼎和一批青铜器装箱深藏屋子底下。城陷后她家前后闯进7批日本强盗，财产什物损失殆尽，连日军司令松井都查问潘家收藏，却到底没有发现踪迹。
商晚期青铜饕餮纹方罍(2017年纽约佳士得3384.75万美元成交，折合人民币2.34亿元）
抗战胜利后，宝藏再次“出土”。潘达于把它们藏在一间屋里，用旧家具破杂物覆盖，再将整进房屋钉断，既不住人也不走人，直到解放后。1951年7月移居上海的潘达于寄出一封信：“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献……”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表彰潘氏捐献之举。1952年上博开馆，二鼎如愿入馆，使市民第一次饱览这闻名半个多世纪的“国之重器”。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等125件珍贵文物应征北上。两件巨鼎自此各镇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