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 乌金釉五彩福寿纹棒槌瓶
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朝完成了瓷器样式标准化的历史进程。标准化的建立，奠定了清代瓷业有序发展的基本脉络。所以，学习清代瓷器鉴定，一定要在康熙朝这六十一年上下功夫。康熙朝上承顺治，下启雍正，至此几乎确立了清代所有彩瓷的雏形和造型的标准化式样，其后尽管制瓷业的百花园中无数绚烂花朵竞相绽放，但在用彩和造型方面，都遵循着康熙朝的标准轨迹前行。
由此，也引发笔者对康熙朝瓷器鉴定的一些思索，抛砖引玉，仅供大家参考。
了解历史多读书
康熙朝瓷器，无论官窑民窑，都是历史遗物。学习历史的途径无非两个渠道：一是文字记述，二是遗存器物。鉴定侧重于后者，但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理论基础是必需的，它促使你站在历史的高度，从宏观上来看待实物，把每一件具体的器物回推到它所产生的时
代中去，看其中所含的历史信息是否与那个时代相符。每个时代的经济背景和文化习俗会附着在器物上并融为一体，如果对时代背景丝毫不解，就容易出错。有了正确的历史观，鉴定思路就会不断拓展，眼界开阔，在微观上就会由表及里，明察秋毫。克隆的瓷器，即使所有细节完全照搬，但所传达的历史讯息对不上，再像也没有用。这就像用激光翻版的古画，完全一样，但完全没了「神韵」，用当下流行的话说就是没有「味道」。所以对器物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原因的学习是必需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涉及康熙朝瓷器鉴定的古代文献并不多，最早见于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刊刻的刘廷玑《在园杂志》卷四，其中有郎窑仿成化、宣德的论述：「仿古暗合，与真无二，其摹成、宣，釉水颜色，橘皮棕眼、款字酷肖，极难辨认。」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寂园叟的《陶雅》和民国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等，也多有论及。《陶雅》云：「世界之瓷，以吾华为最，吾华之瓷以康熙为最。」这一观点如果仅限于评论清代则如今仍未过时。
现代有关康熙朝瓷器鉴定的书籍、文章多如牛毛，各种出版物、视频、讲座铺天盖地，让初学者无所适从。实际上，其基本观点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古陶瓷界的前辈们就多有论述。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耿宝昌先生著《明清瓷器鉴定》一书，对康熙朝瓷器的分析已经十分到位，之后诸多论点也多是对原书观点的发挥和演绎。但真正读懂这本书、明了件件个案分析所指，则必须要有实物的参照和对比。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明清瓷器鉴定》中说康熙朝胎土陶炼非常精细，「素有糯米汁、似玉之艳称」。对于「糯米汁」的形容大家并不陌生，但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经火烧后的瓷土怎么又能和糯米联系起来了呢？这就必须上手、看到典型瓷胎的断面，才能透彻理解。在这里，「糯米汁」是形容康熙朝瓷器胎质细腻光亮的程度，就如同慢火熬制后熟烂的糯米汁水一般呈现出温暖细腻而油亮的白光，上手的残片和整器达不到一定的数量是没有办法明白的。这一特征在鉴别清代无款瓷片或者无款器物时几乎成为的「制胜法宝」。这仅是一个例子，书中所涉及的有关鉴定的方方面面，没有经年累月的实践经验是很难理解到位的。所以说，看鉴定方面的书要结合实物才能看懂，光从文字上凭空想象往往容易陷入偏颇。
了解历史背景
康熙朝是清朝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康熙十年（一六七一年），景德镇官窑承担烧造祭器的任务，但没有确切记载这一任务是否完成。正规的烧造活动开始于康熙十九年，《景德镇陶录》卷二「国朝御窑厂恭纪」记载：「（康熙）十九年九月，始奉烧造御器，差广储司郎中徐廷弼、主事李廷禧来镇驻厂监督。」督窑官的到来标志着资金的正式注入，由此，康熙官窑瓷器的烧造步入正轨，或者说其烧造的高潮应始于康熙二十年。
康熙二十年是分辨康熙朝瓷器早期和中晚期的分期概念上的分界点。康熙二十年之前，为康熙朝瓷器早期。彼时由于明末的战乱，御窑厂被夷为平地，这一时期宫中所用瓷器以民窑为主，偶有官窑的烧造但规模很小，瓷器上都还带有明显的顺治朝瓷器的特征。康熙二十年之后，为康熙朝瓷器中晚期，随着每年朝廷拨银数千万两供景德镇御窑厂烧造官窑瓷器，其烧造技术已渐入佳境，完全不同于顺治时期风格的新品种瓷器开始出现。
官窑垄断优质瓷土和上等彩料，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画师工匠全力以赴投入生产，精细规范，其巨大的支出为民窑所望尘莫及。民窑受到市场消费能力的限制，尽量节约成本，这使得其烧造出的瓷器形制简单，花纹质朴，少有出类拔萃之物。官窑与民窑瓷器自此拉开了距离。但不久之后，官窑便不堪重负，将很大一部分烧造定额转嫁民窑，实行「官搭民烧」，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民窑极大的发展空间，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官民竞市」现象，这种现象导致了康熙中晚期民窑瓷器的水平直逼官窑瓷器，甚至在某些品种上有所超越。这使得在鉴别某件康熙朝瓷器到底是官窑还是民窑时仍存在一些困惑。这种情形在其后的雍正、乾隆朝并不多见。
是否有正规帝王年号款通常是区分官窑与民窑瓷器的主要依据，也就是说瓷器上有正规官窑款的肯定为官窑制品，没有的当属民窑制品。但这条规律在康熙朝并不通用，原因是康熙朝曾一度明令禁止在瓷器上书写帝王年号款，据《浮梁县志》载：「康熙十六年，邑令张齐仲，阳城人，禁镇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残破。」目前尚未查到这条禁令在张齐仲之后又延续了多少年，但至少在一六七七年至一六八〇年这段时间里，康熙官窑瓷器上是不允许书写帝王年号款的。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数万件康熙朝瓷器中书写「大清康熙年制」款的瓷器大多是盘、碗类餐具，陈设用瓷上书写本朝帝王年号款的只占五成，而书写前朝伪托款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款的为数不少，有的则只画双圈不写款。一些典型的康熙官窑瓷器上并没有正规的帝王年号款，如康熙青花赤壁赋的大笔筒、釉里红大笔筒、五彩凤尾尊、青花刀马人大盘、五彩观音尊等大多伪托成化款，或者没有款识。就康熙朝瓷器而言，仅以有无官窑款识来判断其是否为官窑显然是片面的，只有综合各方面因素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