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婺源、歙、休宁、黟、祁门、绩溪共归歙州，一府六县，各地均产歙石，而以婺源龙尾砚最优，可它偏偏孤冷得让人忆起魏晋羁士。在唐以前，没有人会对它像对笔墨般的柔情，即便再暗藏锋芒，油润发墨。唯见五代南唐帝王，发现它的无言与安静，世人方知，书斋房里竟还有如此玩物。中主李璟宝重歙石，特意为最会做砚的人策谋官职，册封“砚务官”，歙州汪少微估计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因为一身做砚好本领，竟也得到赏赐国姓这一殊荣。待到南唐最后的主人李煜，仍醉心于此，在文臣簇拥下，填词作曲，一句“龙尾砚为天下冠”，更是推动了歙砚重登砚石之首。
“玉质纯苍理致精，锋芒都尽墨无声”，大概是对歙砚与徽墨之间的关系zui好的解释。
关于这段故事，人们总是津津乐道，曾经宫廷的艺术标准，毫无疑问主宰着众人的风雅，南唐宫廷财力、物力再薄弱，却因帝王一人之意，也在大力支持制砚产业。在国破山河在的局势面前，歌咏一方传百代的歙州砚台，究竟是建立在快乐之上还是痛苦之上，永远没有结论。所幸，后来的宋朝皇帝在艺术的方向上，并未迷了路，绕个了弯，反而站在制高点来定义歙砚，这一个由“投错了胎”的艺术家皇帝宋徽宗描绘的拾文弃武时代，竟来得更绮丽、丰实、光灿。
“七分材三分工”，石料是鉴赏一方歙砚好坏的不二标准，其次再考虑雕工艺术、文化韵味。
中国人甚爱“以玉比德”，而到了宋代，文人们试图用“以砚比德”来行使自己对歙砚的崇拜。这种社会氛围衍生出来的歙砚端庄、正气，不加修饰，散发着如寒士般的傲骨。日益增加的用砚需求，也导致了民间矿坑大规模的开采，歙砚的作品不断出现，拥有前人所无的精致和细腻，一个王朝的审美趋向和风雅态势，在此时表露无疑。不管是庙堂里的达官还是乡野间的隐士，都视纹理天然的歙砚为珍宝，从不轻易示人。米芾爱砚成狂，却因为洁癖，被苏轼“设计”用唾液研磨他受封的歙砚，最后只得拱手相让。这头米芾怒喝：“坏我砚矣！”那头苏轼在夜深人静之时，听着歙砚研磨的声音，仿佛琴音入耳，心中那股“匪以玩物，维以观德”念头早已抛自云霄外，自顾吟诵“砚之美，润而发墨，其它皆余事也。然两者相害，发墨者必费笔，不费笔者不退墨，二德难兼。唯歙砚涩不留笔，滑不拒墨，二德相兼。”
或许有时候辉煌戛然而止，反而能留下更多的想象，可谁也没想到歙砚的结局是停滞三百年，这场转变来势汹汹，去时亦如潮退，歙砚被倏然搁浅在时光之外，进退不得。元明两代的三百多年间，歙石一直没正式开采过，这时候砚坛上的另一位主人公——端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历史上重放光芒。命运兜转，华夏文化的拥趸者乾隆出现，歙砚完成了一出悲壮的绝唱。乾隆令人在已改为徽州的歙砚产地进行最后一次开采，满朝大臣全体动员，把家藏的古砚、老坑旧石全部搜罗出来，作为贡品，在造办处仿制的古砚上，乾隆一次又一次地刻上了御铭。而在紫禁城不远处，纪昀也在自己书房里抚摸着珍藏的金星纹歙砚，情不自禁刻上字铭。而后时光流尽，砚料匮乏，歙砚再次匿迹，这个傲骨寒士又回到一片庄严素净的荒芜之中。
自然是伟大的，文明是伟大的，风雅也是伟大的，但它们却不会长驻于世。歙砚起起伏伏数百年，传世精品少得令人扼腕，这些在徽文化里摇曳的遗孤，就像燃烧了最后一点光亮的火芯，让人缅怀曾经不可思议的年华。不论结局或开始，在徽文化的世界中倒影出星光云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