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晚期连弧纹昭明镜:
西汉晚期连弧纹黑漆古昭明青铜镜（见图），圆形，素缘，乳钉圆钮座，黑漆古色；直径9厘米，厚0.2厘米，钮高1厘米，重85克；座外一周凸弧纹圈及一周内向八连弧纹带，连弧间饰星、月纹。其外两周短直线纹之间铸15字铭文：“内而清而以而昭而日光而月而象出。”辨识此镜，美中不足的是两周弧纹带因磕碰使短直线剥蚀，铭文“月而”之间有伤线和黏修补痕，然仍大伤大雅之美。先稽孔祥星、刘一曼编《铜镜图典·汉·连弧铭带镜》12枚，检索李郅强发表在《华夏收藏·古代铜镜铭文一览表》，收录两汉墓葬发掘简报出土铜镜270枚，其中昭明（日光）（连弧）镜55枚，其中连弧镜18枚（西汉昭明、日光镜6枚）。
汉代为代表昭明镜，直径大都在8—12厘米之间，圆钮，钮座可区分为圆座、连珠纹座、四叶纹座、乳钉圆钮座四种，以前两种为多见。根据内区纹饰的不同，又把它分成连弧纹昭明镜、圆带昭明镜两种。连弧纹又有八弧、十二弧之分，其中十二弧昭明镜比较少见。外区是铭纹带，昭明镜就是以铭文句有“昭明”二字而命名，镜缘多为宽素缘。但完整铭文的昭明镜并不多见，大多数是句省“质”字，第二句省“辉”“兮”二字，从第三句开始省得更多，形成“心忽”，甚至减句。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器用》载：“世有透光鉴，鉴背有铭文，凡20字，字极古，莫能读。以鉴承日光，则背文及20字，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沈括记载的是西汉中后期方字昭明连弧镜中的一种。完整的昭明连弧铭文为25字：“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兮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而象征“天圆地方，天地人合一”的则是17字铭文：“内而日清而以而昭而明而光先日而月而”。
分析汉镜中的铭文省字缺字，甚至省句现象屡见不鲜。大概是工匠用镜人知其含义，故省略不用，则无伤大雅。有的昭明镜在字与字之间，大都加“而”字或加、符号，这可能是弥补铭文带镜布字不足的缘故，然无实际文字含义。这枚连弧纹昭明镜重“而”字铭6个，重“而”字乃做间隔字，应为虚词。假若“而”字，读此镜铭“内清以昭，日光月象，出”，顿有失节奏感！由此可见，重“而”字其作用一是为铜镜铭文装饰；二是为加强其原始设计思想，作转换和顿悟的提示；三是字与字之间夹重“而”字，使整个铭文呈现一种固有的美。依此赏析昭明、日光镜省字、减句，大多是因工匠任意取舍的缘故；而铭文中的通假字、省笔画及边旁字、讹字，在昭明、日光镜上屡见不鲜。说明汉文化对当时文人作镜铭并无严格要求和完整性的统一，进而彰显之浪漫，随意之，或许这是汉文化大气洒脱的象征吧！为此镜汉仪篆书繁生成铭文效果字体。
大约公元前2000年，自夏始进入了青铜时代。
而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是青铜器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在这一阶段，发现了铜与锡形成的合金，生产出比纯铜更加耐用的青铜合金器和青铜工具，奠定了青铜鼎盛的基础。这个时期青铜器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铸刻有文字，即通常所说的金文，这也是一个与其他青铜器明显的区别。
青铜器铸刻铭文是从商代中期开始，起初只是一两个字；商代晚期开始铭文增多，但长也不过48字；西周时期迎来铭文大发展，“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达497字，是铭文多的青铜器。
而到了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器物的造型设计和纹饰结构上均有许多新突破，放弃了青铜器纹样对称构图的规律，变具象图案为抽象纹样，大量采用天马行空的连续构图，使得装饰图案更为活泼，开辟了青铜器文化的新天地。同时，在冶铸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块模、活块范、一模多范和开槽下芯法制作铸型，采用铸铆和“自锁”结构联结器物附件的新工艺，把青铜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铜奔马全部的重量都集中在右后蹄上，如何能保持平衡？这是一个难题。专家分析，从力学上讲，“马踏”还为找到了重心落点。古代匠人有意使头和颈往后收，让重心尽量后移；同时使踏燕的后蹄尽量前伸，让支撑点和重心正好在一条垂直线上。再加上另外伸出的两条腿和扬起的尾巴，不仅使马在整体上保持平衡，而且造型更加优美。更有趣的是，有人按古代相马经中所述的良尺度来衡量铜奔马，几乎无一处不合尺度，因此这一青铜作品不仅被看作是杰出的品，而且是相法式。1983年10月，“马踏”被旅游局确定为旅游标志。1985年铜奔马以“马超龙雀”这个名称被旅游局确定为旅游业的图形标志，并一直被沿用至今。
几千年间，青铜时代从鼎盛到消失，青铜器的存量究竟有多少并未做过的统计。就陕西而言，从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先后出土商周青铜器3000余件，仅1976年12月在扶风庄白窖藏中出土的西周铜器就达103件，像这样成百件青铜器一次出土的现象在清末及时期亦屡有所见。从汉代出土青铜器至今，仅仅有铭文的青铜器就在一万件以上。
香道，是指呼吸着去香气、养身健体，于心旷神怡中达到沉静灵动的一种高尚优雅的。在快节奏的，很多人对香道颇感隔膜，其实香道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汉代，名医华佗就曾用丁香、百部等制成香囊，悬挂在居室内，用来预防病；明代医家李时珍用线香“熏诸癣”。春秋时期的《诗经》，就有很多地方谈到远古生民用香来祭祀天地神，祈求福祉。在司马迁生活的汉代，香道随、礼教的兴起而风行水上。《汉武内传》描述朝廷“七月七日设座殿上，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其富丽奢华，可见一。民间还有一种奇妙的赏香形式：把沉水香、檀香等浸泡在灯油里，点灯时就会有阵阵飘散出来，奇妙无比，称为“香灯”。当时薰香用具名目繁多，有香炉、薰炉、香匙、香盘、薰笼、斗香等。人们在萦绕中净化心灵、感悟生活、寄托情思，大大了香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
在，从无名的香草到贵比的沉香奇楠，样样都烧，样样都烧在文化的记忆深处，把香道烧得博大精深。从《搜神记》到《香界》，从《黄帝内经》到《香乘》，从《洪氏香谱》到《红楼梦》，从《名医别录》到《本草纲目》，历朝历代的经典著作，吟咏香的诗词歌赋，遍布华夏大地。香道，已经被赋予一种生命姿态，一种文化，一种庄重的许诺，一种虔诚的理念，一种崇高的信仰，一种永恒的期待追求。
炉器之道
谈起香道，一定离不开香炉。香炉，乃清供之佳器，文会之良引。铭金之古风，正乎博山。铸铜之光华，大于宣德。明有吴邦佐，以监造而假名海内。民季姚春和，以摩古而声誉万国。有石叟者，堪为奇匠。蔡施两家，分南北之作。胡文明张鸣岐，夺四方之能。甘文堂周文甫，等真宣德造。夫今古一视，洵亦妙观哉。
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作为烧炭取暖及烧烤熟食之铜炉。以熏香为主之功能，则见于汉代，藉由博山路缭绕，似云雾蒸发，如处仙境之感，应和当时盛行之思想。唐代时期，熏香风气亦行于民间。至宋代，熏香风气更盛，有“点茶、焚香、挂画、插花”为文人四艺之称，各式材质、造型之炉具应运而生。直至明代，古籍记载宣德时期因暹罗（泰国旧称）进贡良铜而铸造鼎、炉等器，并镌铸宣德款识，精代佳器之典雅款式而成，明清时人莫不以收藏“宣炉”为珍。
香炉的种类有博山炉、彝鼎炉、乳炉、袖炉、香兽炉、卧褥炉、鹊尾炉、吊炉、香盘、香薰、香筒等，养生不可无香，香以静默为德，以简远为品，以飘扬为用，以沉着为体。回环而不欲其漫，清癯而不欲其枯，飞动而不欲其躁，故焚香之器不可以不讲也。
宋朝武备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从北宋立国开始至南宋灭亡，与同时代的辽、金、西夏、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与周边大规模的战争宋朝兵器产生了纷繁复杂的形制，并且产生的风格，这些不同形制的兵器部分既继承唐、五代的兵器特征又吸收了部分草原兵器的特点，形成后世明清兵器的原型。
北宋初期兵器生产主要通过官府作坊进行，在京师和各州郡都设置兵器作坊。北宋时期主要有东西作坊（神宗熙宁六年之前称作南北作坊）、东西广备（又称广备攻城作）、万全作坊、院、造箭院（真宗天禧四年前称南北造箭二库）、鞍子作、所（局）等。南宋时期在临安除沿用北宋旧制仍置东作坊和万全作坊外，还设有器甲所、御前军器所、制造军器所和都作院等。京师的兵器作坊又分为内廷（御前）和外廷（朝廷）两个，内廷（北宋的局、鞍子所、御前生活所，南宋御前应奉所的“制造军器处”）制作的兵器供内廷使用或者赏赐臣僚，同时内廷作坊所制兵器往往当做法定兵器样式颁降各州府作坊，用于各州府按照样式进行制作。北宋早期，外廷作坊规模较大，东西作坊有兵校、工匠7931人，中叶以后，虽有所，大致仍然保持在5000余人，万全作坊则有3700余人。南宋时期，随着疆域的缩小和朝廷财力、物力的不足，万全作坊和东西作坊一般保持在2000人左右。京师作坊中，其内部分工之细为以往历代所不及，东西作坊内分为木作、漆作、马甲作、大作、鞍作、剑作、器械作、皮甲作、作等五十一作，东西广备在隶军器监之后，内部分为十一作，作、青窑作、猛火油作、金火作、大小木作、皮作、麻作、窑子作。各州府作坊也按照此种分工协作进行生产，这样的兵器作坊内部细密的分工，是宋朝军工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剑从春秋战国开始不仅仅是，逐渐已经成为官职和身份的象征，战场的刃器主要都使用刀，因为刀的技法训练相对剑较为简单，故从汉以后刀逐渐替代剑成为战场中刃器的主角，但是剑仍是将官和在礼仪中的佩戴。宋《舆服制》记载的大驾卤簿中“将官着甲，统制、统领官各带，腰悬剑，手持骨朵侍立……”，宋史中多次记录赐赵宋宗室亲王“剑履上殿”以示荣宠。同时北宋诸多将领善于使剑， 宋史中记载皇帝出巡，金吾将军出京皆佩剑，皇帝阅武时，太尉配剑。《宋史列传九》载名将王彦生 “善击剑，号王剑儿”。《宋史列传三十儿》载建武使何继筠备边二十年，抗击契丹入侵有功，死后宋宋太祖亲临吊唁， “令以生平所佩剑及甲胄同葬”。说明剑在宋武备中不仅是重要的随身刃器，同时也是重要礼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