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缔造者；中国画研究院、中国工艺美术馆筹建者；黄胄美术基金会设立者。带头捐赠自己书画作品与古代文物、书画收藏。主持具有深远影响的“93科学与艺术研讨会”“95经济与文化研讨会”等若干重要展览及学术活动。黄胄独创性地将速写融入中国画，开启了全新的人物画笔墨范式，拓展了中国画艺术语言。黄胄的社会活动与艺术实践，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有大量艺术作品及《黄胄作品集》《黄胄谈艺术》等三十余部著作传世。
黄胄.4),著名画家、收藏家,社会活动家。遵循“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尤擅画场面宏大、人物众多的主体性巨作。黄胄是20世纪中国很杰出的中国画家之黄胄原名梁黄胄,河北蠡县人。
自幼喜爱绘画,少年时改名黄胄,取意于“炎黄之胄少年时因生活艰难而辍学。1949年黄胄参加解放军,在大西北从事部队美术工作,因此后来他的作品偏重表现西北少数民族生活风情。
1953年黄胄调到北京做专业画家。他到博物馆文物商店临墓、收藏、研究各代名家书画作品。1955年,他创作的《洪荒风雪》获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文革”期间受迫害,平反后黄胄在世界各地举办个人画展。1991年他创建了中国第一座民办公助的“炎黄艺术馆”。生前任中国美协常务理事、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炎黄艺术馆馆长等职。
套用一句时下的流行语，黄胄对于当代中国美术史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20世纪中国画在人物画的发展上有着重要的突破,黄胄“在生活中起草稿”，以速写入画，以迥然不群的面貌崛起于上世纪50年代，成为徐蒋之后，中国当代人物画发展的又一里程碑。在其后，传统笔墨与素描造型的融合逐渐找到了感觉，黄胄以自己的天才和苦修开启并影响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思潮和审美风尚。
评价任何一个人物都必须还原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黄胄生于1925年，卒于1997年，历经了中国上个世纪的几乎所有的战争、变革与转型。72岁的寿龄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并不算高，尤其对于先凭生活颖悟，后始苦修传统的黄胄而言，确实太短。如果把那段历史拉的足够长，以一个后人的目光来阅读黄胄先生艺术之路上的种种细节，其实，成就与缺憾，幸福与苦难，荣耀和流言，黄胄先生的幸与不幸都是时代所赐。
尽管黄胄在遇到韩乐然之前，就有了一些美术功底，但与韩乐然的相遇让黄胄真正找到了踏入艺术灵境的法门。韩乐然(1898～1947)，朝鲜族人，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巴黎卢弗尔艺术学院有过系统的学习经历。他认识黄胄时，正在西安举办个人画展，并准备到八百里秦川写生。作为助手，黄胄在韩乐然这儿获得了他需要的一切，包括素描、敷色、形体的准确与绘画的布局，随后，他又跟随韩由宝鸡到华山，再到八百里秦川的旅行写生。这段经历对于黄胄而言弥足珍贵，他不仅学到了写生的技巧，而且也感受了韩乐然在水彩画上用水用色酣畅淋漓的气势，这种气势后来被他成功得转化到他的笔墨中。
黄胄后来多次提到与韩乐然同处的这段情谊。回头来看，黄胄幸遇韩乐然，在恰当的年龄完成了艺术技巧的启蒙，韩乐然也幸遇黄胄，尽管后来英年早逝，但“黄韩之交”在美术史上也留下了一段佳话。
赵望云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黄胄父爱缺失的遗憾。遇到赵望云时，黄胄刚19岁，放到现在还只是一个半大孩子，所以，赵望云对黄胄的影响不仅仅是体现在术上，还包括人格、秉性、价值观等各个方面。与黄胄情同父子的赵望云1949年5月送他参军，直接影响了黄胄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黄胄的成名作《苹果花开的时候》与《打马球》就取材于随后的军旅生活。
如果说黄胄幸遇韩乐然完成了艺术上的启蒙，那么在得到赵望云的悉心教导之后就深入了艺术的堂奥了。在参军之前，黄胄还做了外两件事情，一是赴河南开封《民报》工作，并赴黄泛区写生，后来这些写生作品陆续发表，为黄胄带来了很初的名声；另外一件是负责编辑《雍华》，得以结识徐悲鸿、叶浅予、张大千、黄苗子、丁聪、吴作人、黎雄才、俞剑华等人，并在稿件来往中得到艺术的交流和滋养。
1942年赵望云定居西安，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件大事，直接的效应就是开启了“长安画派”的形成。赵望云所倡导的农村写生，也被黄胄接过衣钵，并以写生做武器，“在生活中起草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赵望云对黄胄的艺术发展有多重要？如果说黄胄是中国当代美术史的一个“现象级”存在，那是因为他站在了赵望云的肩膀上。
黄胄的老朋友宫达非在《生活•社会•时代—评黄胄之画》一文中记述：“1964年毛泽东主席与友人谈及中国百年画史，从“扬州八怪”谈到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师时，曾这样提到，黄胄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有为青年画家，他能画我们的人民。”
在1949年5月参军之前，黄泛区写生是黄胄很重要的作品。《小乞儿》《家住水晶宫》《行行好吧大娘》《孩子快死了》《草根养活的娘们俩》《黑热病患者》等一系列悲天悯人的作品，刻画了黄泛区难民贫寒交加的群像，始终贯穿着画家“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愤情怀。黄胄在随后《雍华》第8期《画家与时代》（笔名梁叶子）中说道：要做一个新时代的画家，只是会追求与开辟自己的美的艺术领域，只是自己吃饱了饭便忘了那些没有吃饱饭的同胞，是不够的，他是应当和别的艺术一样，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不是同样的可以作为时代的号角与黎明的晓钟吗。”尽管这组作品笔墨风格略显稚气，还脱不出其师赵望云巢穴，但其中的悲悯情怀，其中的历史担当，足以让人动容。如果历史再拉的足够长，相信这还会是黄胄很重要的作品。
黄泛区写生的作品主题和气氛显然受到了蒋兆和的影响，在其中也看到珂勒惠支的影子。这种主题和气氛的作品，在黄胄其后的作品中少有延续，这显然是受了新时代的影响。1950年的《爹去打老蒋》或者可以算两种风格之间的过渡，尽管也属于新时代的主题作品，作品中的随意和放松已经显示出画家的格局气度，这也让徐悲鸿注意到了黄胄，徐先生的早逝没能让这种知遇沉淀地更加深厚，但足以让黄胄从此全国知名。我们不知道，在两种格调之间的转化黄胄用了多长时间，克服了哪些困难，但从1952年《苹果花开的时候》开始，黄胄的创作开始进入了新时代，《打马球》、《庆丰收》、《载歌行》，一直到前期很重要的作品《洪荒风雪》，作品充满了激情、豪迈、欢乐和清新，中国当代人物画史上的“黄胄影响”来了。
尽管60年代末不可避免的受到文革的冲击，等1972年黄胄重拾画笔的时候，这种激情显然没有被冲断，后期的《姑娘追》和《叼羊图》显示了老黄胄一如既往的激情，一如既往雷霆万钧气势撼人。在激情当中，也有《育羔图》《塔吉克女教师》所流露的恬淡、安详与从容，显示出老黄胄在风波过后“也有风雨也无晴”波澜不惊的心态。值得一提的，或者还有1976年的《曹雪芹》，此年初黄胄移居北京西郊黄叶村（传闻曾经是落魄曹雪芹披删十载《红楼梦》之所在），或者此时的心情暗合，图中曹沾双眉紧锁眼神锐利，气氛凝重，令人为之郁结心动，此作再现了黄胄在激情欢快之外的情绪渲染与营造能力，与当年黄泛区写生作品的悲天悯人呼应，但可惜此类作品很快也淹没在新时代的欢快中。
一个时代会成就一个大家，新时代的黄胄是各种因素所造就的。“在生活中起草稿”，军旅的生活造就了黄胄的激情豪迈，新疆的风情也适合清新欢快的调子。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体现黄胄的另一面的悲悯胸怀和历史沉重被淹没，可有识者认为此也是黄胄之失？欣逢新时代，成就了黄胄也偏颇了黄胄，幸欤不幸？
著名画家冯远如此评论时代的黄胄，“我们既然承认，是时代造就了黄胄，时代也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黄胄，我们就无法苛求某一个画家在他生命的每一个时段中都要表现出超常的智慧和能力，始终扮演弄潮儿的角色。每一个个体的艺术家只要能够相对圆满地解决好一两个他所处时代的重要课题，便是了不起的贡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术史中的黄胄对发展当代中国人物画的贡献就很值得我们加以肯定和敬重。”此诚为持中之论。
前三百年石涛，后三百年黄胄。与石涛在写生的态度上一脉相承，黄胄对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心有戚戚焉。与其类似，黄胄也有自己的主张“在生活中起草稿”。黄胃曾有世无英雄之叹，“石涛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得之见，三百年来竟无人突破”。黄胃始终坚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他认为大画家，真正有分量的画家，有出息的画家，只有在接近生活中真正有了感受，才能充满信心，主张通过速写“在生活中练基本功，在生活中起草稿”。他重视亲身经历，认为风格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艺术实践和创作实践中形成的。
黄胄对写生的重视来自赵望云的一脉相传。赵望云“农村写生”的观念，在上世纪初曾引起巨大的轰动，为“人生而艺术”“艺术大众化”的主张也直接影响了黄胄的艺术观的形成。
在黄胄的整个艺术历程中，有天才的一面也有苦修的一面。天才的一面体现在他对艺术本能的慧悟。他直接从生活入手，探囊取物般得抓取生活场景中很精彩的一幕，所以看黄胄的画，充满了瞬间的动感和速度。对于大众而言，黄胄的驴子甚至比黄胄更有名，他笔下的驴子憨态可掬栩栩如生，其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精神甚至被黄胄内化而合一。其堂兄梁斌曾经介绍，为了画好驴子，黄胄在新疆下乡时曾经住在“打掌铺”（削蹄钉掌）隔壁，小驴或奋蹄摇尾或喷鼻长啸或倒地翻滚，他都一笔一笔的记下来。只有这种勤奋的积累，才能得生活之真。
“魔鬼在细节之中”，真实也在细节之中。建国以来“前三十年”的艺术充满了革命激情和政治明喻，思想与思考被压成扁扁的一束，所有的题材模式化，人物模式化，思想和思考也模式化。黄胄之所以能够在其时脱颖，在其后流传，关键在于对生活细节的记录和刻画。黄胄速写所形成的典型的“粗中见精”的绘画风格，其粗见纵横恣肆之势，其精就在于对细节的雕琢。无论是前期的黄泛区的悲悯，还是其后边疆风情的豪迈和欢快，黄胄的感情是自然而然的喷薄而发，他的艺术紧贴民众生活，反映的变化也是平民阶层现实人生的真实细节。
通过写生抓取“生活之真”，通过速写将这种细节入画，黄胄通过“写生—速写—创作”的模式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艺术道路。这条道路属于黄胄也属于当代中国画史。从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来看，50年代黄胄的适时出现，对于解决中国人物画发展过程中“传统笔墨融入造型”“从写生到创作”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国画处于徐蒋写实教育体系、延安的革命写实传统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者的夹缝之中，传统笔墨如何适应时代的需求正成为传统国画家小心翼翼探索的话题，黄胄的速写如同“小李飞刀”，以锐利的姿势打破了种种禁忌，以率真质朴的边疆风情成为各个阶层喜闻乐见的题材，给当时的中国画坛尤其是中国人物的发展带来了一股新风。据中央美院国系教授卢沉后来回忆：“黄胄出来后，大家都很兴奋，原来中国画还可以这么画，松了一口气”。著名艺术评论家郎绍君后来如此评论黄胄速写的时代意义“他用自己的作品表现出画家的天才与勤奋，同时也回答了当时美术界许许多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理论问题。”
大家和大师是后人对先贤的两种评价。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大家有时代感，而大师有历史感。大家肩负着时代担当，大师则背负历史责任。黄胄的艺术成就足以成为他那个时代大家。偶看文章，有论者论及黄胄艺术成就和地位说，大家距离大师只有一步之遥。笔者才拙，窃认为，对于黄胄而言，有了炎黄艺术馆这个丰碑，这一步足以补上了。黄胄是这个时代的艺术大师，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