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宝”为嘉靖初年所铸。明定陵所出土的五十两马蹄形银锭，属万历四十七年所铸，锭面上文字亦是阴刻文。这是明早期银锭所固有的特征。但到后来，就兼用阳文，并逐渐成为惯例。阳文多是打印上去的，或铸造的，没有事后刻上去的。明中叶以前，银锭这一货币形式还没有大规模的通行，至少明政府没有正式用银锭作普遍的支付工具。因此，地方和民间铸行的银锭上文字多是阴刻文、少有或没有阳文。即使有，也是打印上去的（5）。而笔者所见的这四枚“大明元宝”银锭上的文字全是阳文，且能一眼看出是铸造而成的，特征非常明显。这说明此“大明元宝”的铸造年代不在明初，而应是明代中叶以后。
4、从目前已出土发现的明代银锭实物看，明中叶以前，甚至明中叶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银锭上的文字数目是很多的。明以前元朝银锭上有50多字的，因明袭元式，故明代银锭上也有五、六十字的，这些文字有时是说明银锭的来源，上面差不多都有银匠的姓名，是银锭成色与重量的保证。前述明定陵与四川洪雅明墓出土的银锭，字数都达十几个到五、六十个不等，这是明中叶以前铸造银锭的又一个显著特征。明中叶以后，由于白银成为流通的主要货币，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实行的“班匠”征银和万历九年（1581年）推行的一条鞭法“计亩征银”，使得白银为各阶层人民所普遍需要。这就使得许多银锭上可以使用同样的文字，而不必一只只镌刻，故可以直接铸造成文字，方便快捷，更有利于白银的使用和银锭的流通。因此，文字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字数也由繁到简，相应的趋于减少，有的小锭上面只有一个年号。到了明后期，不仅大宗交易用银，连小买卖都使用白银，这在明朝的野史杂记、戏曲小说里都有生动而翔实的记录。因此，“大明元宝”上简捷而明快的文字更能适合明后期各阶层民间交易与贮藏的需要。那时，商人们以银量富，有银百万两称大贾；几十、几万两称中贾；千百两的则为小贾。上至皇帝、官僚，下至中小地主竞相搜刮积银，如明英宗朱祁镇就是一个爱好贮银的皇帝；正德、嘉靖时，权倾朝野的大臣刘瑾、朱宁、严嵩父子等所藏白银亦皆千、百万两计（6）。因此，“大明元宝”为明后期所铸造也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
银元宝在汉朝已经出现，不过在宋朝以前只作为贮藏使用。到了宋朝，由于贸易的发展，要求用银支付大宗贸易款，银元宝才成为流通货币。在元朝，银元宝已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进入明朝，商贸业开始凋零，银元宝流通量有所减少。但明朝后期，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银元宝又普遍流通起来。在清朝后期至民国初期，支付贸易款的银元宝激增，所以现在发现的银元宝大多是这个时期的。1935年，政府为了阻止大量白银外流，下令禁止使用银元宝，银元宝便在流通领域消失。
银元宝也称纹银、银锭，其形状多样，主要有鞋形、船形和鼓形，也有马蹄形、方形、扁平形及其他奇特形。银元宝流通以重量计价交易，最通常的重量为1两、5两、10两和50两，当然也有少量其他重量的。银元宝分为官铸与私铸。官铸大多都标有朝代、纪年、重量和产地；私铸大多只有简单的标记或无任何标记。
古制1斤等于16两，即580克左右。大明元宝标48两，按古制3斤计，应是1720克至1780克，而不应是现在的3斤（1500克）。笔者认为，《大明元宝为何缺二两》一文中判断由于是库铸没加“火耗”缺二两的说法是不对的，其实际重量与50两银元宝比较，缺的是9两。用“火耗”解析，其情理不符，至于田赋征银，无论是否加“火耗”，都必须在所标明的标准重量上下，铸好后，由验金师检验重量和成色，方可入库并进入流通。如果认为是帝王赏赐功臣，更不可能，因为特铸更应足量，而绝对不可能把48两铸成4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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