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上台之后，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同时控制官员在灰色地带的贪腐空间，便出台了所谓的“火耗归公”政策，将此前各种隐形收费都“显性化”。
从现实效果来看，雍正的改革无疑是有正向效果的。但到了乾隆时代，却爆发了一场针对“火耗归公“改革的激烈政治辩论。
一项看起来利国利民的政策为何会如此有争议？更关键的是，在这场辩论中，乾隆还站到了反对者的阵营中。乾隆的行为本身或许可以被批为“脑残”，但背后的政策考虑却是非常严肃的。
在乾隆及其支持者看来，“火耗归公”在实质上构成了加税行为，违反了康熙时代“永不加赋”的承诺。在这些支持乾隆的言论中，有一些即使到今日也未过时的政治洞见。比如，“今日正赋之外，又加正赋，将来恐耗羡之外，又加耗羡”，你政府只要开了加税的口子，虽然理由是光明正大的费改税，但又如何保证将来不重复“增加收费，然后改税，越改越多”的加税逻辑呢？
最让人动容的是，在这场辩论中，一些官员竟然很具现代政治意识地“自我批判”称，地方官员总是在寻找新的办法剥削人民，火耗归公这种将收费合法化的结果，就是不断地为贪婪的官员制造合法化所有收费，进而加税的理由。
在康熙和乾隆这一派看来，税外收费纵有千般不好，终究总比以国家的名义“加税”要好。更直白地说就是，大清朝承受不了任何“加税”以及“高税收”的恶名，因为“永不加赋”本身就是大清朝的合法性，就是立国之基。
而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前，即使考虑到各种税外收费以及“费改税”，清代的农业税始终保持在一个大致的定额水平。在这背后，无疑是盛清帝王对“高税收”与明亡教训的始终警惕。
作为一个前现代政权，大清朝显然是不懂“无代表，不纳税”这些近代西方宪政理念，但在具体行为上，却精准地把握住了近代西方革命爆发的关键：税收。
在多尔衮发布减税声明的1644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刚刚爆发4年。而细究英国革命爆发的直接动因，就是国王试图不通过议会直接征收新税为战争筹集军费。而在“光荣革命”之后颁布的《权利法案》中的第四条，便是有关税收，“凡未经议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议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不仅是英国革命，在之后陆续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税收始终成为政治危机的一大原因，而“加税”更是成为革命爆发的魔咒。在那个时代，所谓的限制君权，最直接的意义就是限制君主的“增税权”，所谓的“宪政”，就是将国王的收税冲动关在议会的笼子里。至于什么“一人一票”，是很久远以后的事情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时代的大清王朝尽管在“国会”“限制君权”等政治文明的进化程度上远远不如西方，但在对税收的理解上，特别是对“高税收”引发政治危机的认知上，却走在了西方君主政体的前面。
站在盛清帝王的角度，大明朝的易代，英国斯图加特王朝及法国波旁王朝的覆灭，以及英国丧失北美殖民地的“惨剧”，几者在本质上的确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只不过，清王朝的应对方式不是英美式的“宪政”，而是“以史为鉴”式的自我节制。
在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约束的时代，在税收无法从制度上限制的时代，大清朝给韦小宝上了一堂很棒的政治课：如果还有自制力、国家信用以及敬畏历史，就可以说句“永不加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