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静：鲁迅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一条对的道路。鲁迅人道主义立场是没有问题的。我感觉他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人的国家，在这个人的国家里，每个痛苦的人都能得到拥抱，每个贫穷的人都能得到温暖。这个理想他从早期到晚期从来没有变更过，包括早期信奉超人哲学的时候，他的理想也是这个。直到晚年他投身左翼，就完全献身在对底层人的援助里。他很朴素，革命的理论对他也不是一种学问，也不是一种时髦，就是“我看不下去”，比如像闰土这样的人，我就得帮他一把。这是他内在的情感逻辑。所以从早年到晚年，他一直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一个要捧住别人眼泪的人。我觉得这是他原初的东西。要实现他这个理想，只能和左翼合作。但左翼的文化逻辑最后是一个反文化的逻辑，所以走到这条路上势必是要被摧毁，所以我觉得他没有一条正确的路。如果他像胡适那样选择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中国没有法制、司法独立的传统，所以一定要和当权者合作，而和当权者合作又有一种道义上的亏欠。胡适和老蒋的这种关系也不是没有道德上的问题。周作人作为一个自己园地的坚持者，他也会感到在书斋里作为一个自恋的知识分子来活着，不能完全舍生忘死，也有一种道义上的愧疚。在鲁迅活着的时代，他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没有一个真正正确的道路。其实每个人又都是对的，只是历史不给他走对的一个机会，而且到现在恐怕还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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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解的鲁迅”
戴潍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同派系都在重新塑造他们心目中的鲁迅。不同的派系纷纷钻进鲁迅的坟墓，重新去争夺鲁迅的话语权，及其政治文化资源。这像一场发生在教堂里的殴打。请二位谈谈观战的心情。
孙郁：早期关于鲁迅的言说有几个路子，一个以胡风为代表，还有一个是冯雪峰。胡风在文学批评的层面上继承了鲁迅传统，他反对周扬和西方那种比较机械的、现实主义的理论，认为应当关注大众。可大众是有精神创伤的，所以文学应当有主观的战斗精神在里面。1941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之前，在重庆的左翼批评界里面，就已经开始批评胡风思想了，可胡风认为自己是坚持了鲁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