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草根左翼的深层价值被注意的不多，长达八十年间的鲁迅研究，政治话题有时覆盖了一切。我曾在《鲁迅与列宁主义》一文，专门讨论了鲁迅被政治化叙述的历史。自瞿秋白后，关于鲁迅的描述，多在列宁主义的话语里。它的题旨是，鲁迅由旧的阶级营垒，进入革命的世界，那些士大夫与布尔乔亚的痕迹消失了。这种叙述，在狭义的层面有一定意义，鲁迅自己并不反对，但考察鲁迅晚年写作兴趣与翻译兴趣，溢出列宁主义的思想很多，把他的精神活动限定在列宁主义的语境，并扩大其思想的空间的苏维埃因素，就模糊了其间的问题，把其丰富的意味简化了。鲁迅的不幸是，他死后一方面不断被简化地陈述，一方面被封闭性处理，结果都腰斩了思想的要义。我们看他同代人的回忆文本对于鲁迅思想的简单化陈述，亦能感受到其间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参考了大量的鲁迅遗著。他绕开苏联的语境，从康德、荣格的学说里，融会鲁迅思想，确立了文化积淀说的理论。而由此延伸出的思想，把鲁迅遗产放置到更为开阔的世界性的话语中加以阐释。这是鲁迅资源获得一次重新组合的尝试。实践已经证明，在俄苏传统之外打量鲁迅，可能会有更为丰富的精神对话空间。
但是李泽厚的思路并没有被继续延伸下去，很快，现实流行话语成了阐释鲁迅的主导性表述。这些话语有的是左翼思想的变形表述，其价值在于批判性，但易流于本质主义的倾向也引起人们的警惕。鲁迅一生要颠覆的是本质主义的思维中呈现的奴隶话语。他觉得士大夫语言与大众语言里，都有专制主义的毒素，以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代替旧的话语，恰是自己的使命之一。即便他左转的时候，对于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开放式的，有自己自由阐释的逻辑在，并非苏联意识简单的位移。但他去世后，世俗社会对于他的描述，一直属于鲁迅厌恶的话语逻辑，那些关于文艺与政治，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陈述，与鲁迅文本呈现的思想并不在一个空间里。所以我曾说，我们常常在用鲁迅最为厌恶的方式表达鲁迅的思想。这造成了一种错位。描述鲁迅面临一种新的话语的使用的问题，假使我们不清楚自己的语言还属于鲁迅攻击过的一种历史遗存，可能永远不能进入鲁迅世界最为隐秘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