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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生动而有内容的采访，从中我们不仅能看到李鸿章对当时中国内政外交的看法，还可从侧面看到外国人士对当时中国政治和形势的看法，所以这篇采访是很难得的历史记录。
德国公使馆为我出面，请求李鸿章接受我的采访，听说他已经答应了。尽管如此，我还不敢肯定，他是否真的会接待我。眼下中国的政要们对欧洲人避之唯恐不及，更何况欧洲记者！要是知道有欧洲记者在他的房子附近转悠，他肯定要给大门再加一道门杠。没人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因为肩上扛的脑袋不安全，就得小心翼翼地避免说漏嘴，不然真会发生掉脑袋的事情。
看起来李鸿章仍然一如既往地是唯一一个不知害怕的人。他答复公使馆，次日即可接见。这一天，正是欧洲军队要进入北京的日子。正当我们准备按时赴约时，一封信送到了我们面前，这封信是李鸿章秘书起草的，说很抱歉，李鸿章发烧了，今天只好爽约了。一位中国政要在欧洲军队进入北京这一天感觉发烧，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连串的事情，看来是典型中国式的。李鸿章先是答应接受拜访，因为他不想显得无礼；可是他本人的确想回避，因此就在那一时刻恰巧生病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让我们认识到，李鸿章属于中国人当中不多见的类型。几天之后，他不再发烧，就重新约了见面时间。德国公使馆的翻译葛尔士先生友好地陪同我前往。葛尔士先生是帝国所派出的最重要的专家之一，他在任职期间学习了令所有欧洲脑袋疼的中国学问，成为一个清新而有魅力、同时还很高贵的人物。与李鸿章的谈话有这样一个翻译在旁，真是少有的机会，他能够把你说的话，丝丝入扣地用中文表述出来，而且还不厌其烦地把回答的话也准确地转述过来。
我们每人上了一辆车——那种没有弹簧的北京马车，路上的无数坑洼和石子都反弹进肉体里，这真是人类发明的最可怕刑具。公使馆的车夫跳上富丽堂皇的天蓝色丝绸罩着的大车，一位骑着马的中国仆人跟在后面。从公使馆大街往右拐，走过一大段向皇城方向的宽阔马路，然后再向右拐，通过一条很狭窄的胡同，半个小时之后，在一条不算很宽的马路中间停了下来，这条路上人马稀疏，非常安静，李鸿章儿子的家在这条路上，他在里面等着我们。与北京通常的房子一样，这座房子也是木制的平房，不过是新房，新刷上去的绿色在周边脏兮兮的灰色中非常出挑。这所房子临街一面所占的长度也可以看出房主是个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