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酒器。截面呈长方形，敞口、束颈、斜肩、短腹、高圈足。四角和四面中间置八道长条形扉棱，从圈足至口沿并出檐，颈部以扉棱为对称设饕餮蕉叶纹，颈根置相对的夔凤纹；肩部在相对的夔纹中间铸有圆雕牺首、在四角铸圆雕龙首形鸟；腹部主体饰龙角饕餮纹，两侧填夔纹，饕餮纹上有四小象鼻夔纹组成的窄纹带；圈足顶每侧中间有一小透孔，主体亦饰龙角饕餮纹，其上的纹带由相对的夔凤组成。这些纹饰均为高浮雕，上饰阴线，下以云雷纹衬地。附一铜制内衬，署「癸亥春」（1923年）纪年。
方器在中国青铜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数量远较同类圆器稀少。最早的方形礼器为商早期的大方鼎，如河南郑州杜岭所出的青铜方鼎（高100公分），见2013年合肥出版《商邑翼翼四方之极》，61页。有学者指出，「方鼎的铸作难度比圆鼎更大，它所代表的社会等级也更高。尤其是体量较大的方鼎，几乎成为王权的象征」，见前揭书60页。至晚商时期，高级贵族对方器愈发推崇，出现了包括方尊、方罍在内的一系列方器，作为其有别于一般贵族的权利和身份标志。
本件方尊铸造精湛，线条劲挺，极具张力，充分体现了商晚期青铜铸造高超的艺术语言和技术水准。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和湖南省博物馆分别藏有一件和本器器形相近的商代方尊，惟纹饰有异，泉屋和湖南方尊器身和圈足上的主纹为分解式饕餮纹，见2002年京都出版《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60页及2015年上海出版《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图录编号7。安阳殷墟郭家庄M160出土有一对尺寸较小的方尊，带有亚址族徽，现藏于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见2008年昆明出版《殷墟新出土青铜器》，图录编号高43.9公分）及编号127（高44.3公分）。值得注意的是，两件亚址方尊上的圆雕附饰为单独铸造套装在肩部的八个圆钉头上的，而藤田美术馆藏方尊的圆雕附饰是通过铸接固定在器肩部的，工艺有所区别。清宫旧藏有一对亚丑诸姒方尊，器形、装饰与亚址方尊十分相似，其中一件现藏故宫博物院，载于2012年北京出版《故宫青铜馆》，图录编号11，另一件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载于1998年台北出版《故宫商代礼器图录》，编号88。亚丑为商晚期活跃于山东地区的一个重要氏族。1965至1966年间，考古学家发掘了位于山东青州苏阜屯的亚丑家族墓地，其中一号墓为带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与商王墓规格无异。国立故宫博物院另藏有两件亚丑方尊，其中一件稍显瘦长，另一件则与亚丑诸姒方尊大同小异，分别见前揭书图录编号89及90。《故宫商代礼器图录》将其院藏三件亚丑方尊定为殷墟晚期，十分精当。按亚丑方尊的钩状扉棱及圈足不带透孔的做法皆指示比本件藤田方尊更晚的年代，其同亚址方尊皆为殷墟中晚期具有代表性的方尊器形，而藤田、泉屋及湖南三件方尊的年代较早。本件方尊上最引人瞩目的装饰莫过于肩部四角的圆雕龙首形鸟。该异鸟长尾大喙，鸟头上再置一圆柱角的龙头，犹如戴冠。这种龙鸟结合的图像在商代铜器上间有所现，前述泉屋博古馆方尊肩部四角即饰有相似的异鸟，其龙鸟结合更甚，几乎为龙头鸟身。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藏有一件商代青铜鸟尊，亦作此类异鸟之形（图一）。这种将几种动物相结合的手法是商晚期青铜纹样创作的惯用手法，其背后是否有神话或者宗教的意义已不可知。商人对神/兽和写实动物纹样结合的热衷亦可见本件方尊器身上部的象鼻夔龙纹，以及器身和圈足的饕餮纹。这些饕餮纹的角皆由龙纹构成，器身部分作卷尾状，圈足上作展尾状。